内容提要：罗兰·巴尔特对巴尔扎克短篇小说《萨拉辛》和爱伦·坡短篇小说《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所做的多元阅读，是他从“符号学”阶段转向“文本性”阶段、从封闭的结构分析转向开放的文本分析的经典范例。这种基于五类意义代码的批评方法是巴尔特进行文学评估的手段，其中的“文化代码”和“象征代码”分别代表着作品价值标尺的两极。巴尔特对“代码”这一术语的反常使用，为他超越结构主义的文本观、转向后结构主义的互文观提供了可能。

　　关 键 词：罗兰·巴尔特/文本分析/文化代码/象征代码/互文阅读

　　作者简介：秦海鹰，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70年代初，罗兰·巴尔特在克里斯特瓦互文性思想的启发下逐渐修正了自己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从关注一切文本的客观结构转向了关注每个文本的无限差异；从封闭的结构分析转向了开放的文本分析；从追求科学性的“符号学”阶段转向了立足于个人阅读的“文本性”阶段。这一转折的代表作就是他发表于1970年的《S/Z》，这部奇特的批评著作现已成为西方文论教材在介绍叙事学或解构主义批评时经常提到的经典范例。但我们也知道，巴尔特从结构分析方法到文本分析方法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涉及的分析案例共有四个，除《S/Z》对巴尔扎克短篇小说的分析外，还有分别发表于1970年和1972年的两篇关于《圣经》故事的分析，以及发表于1973年的关于爱伦·坡短篇小说的分析。关于这一转变过程和其中涉及的《圣经》故事分析，笔者已做过探讨[1]，此处我们将着重以巴尔特对两个文学文本的分析为依据，详细考察他的文本分析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代码问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处在“文本性”阶段的巴尔特的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独特性，说明他如何借助具有特殊含义的“文化代码”和“象征代码”来进行文学价值评估，如何通过对代码一词的反常使用来超越结构主义的静态文本观，揭示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的后结构主义的动态文本观。

　　一、两个故事

　　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是一个相嵌结构的故事：年轻的巴黎雕塑家萨拉辛在意大利游学期间狂热地爱上了一个有着动人歌喉和美妙身材的意大利歌剧演员赞比奈拉，把这个演员当做女性美的理想化身来崇拜。虽然他多次表达爱意都遭到拒绝，从未与赞比奈拉近身接触，但他凭着想象创作出了这个绝代美女的雕像。但萨拉辛并不知道，这个比女人还更像女人的“超女”其实是一个“亚男”，因为在教皇的国度，歌剧中的女声经常是由被阉割的男性扮演的，他更不知道这个阉伶其实是红衣主教的“被保护人”。当他最终得知真相时，他仿佛被自己的热恋对象的阉割作用所传染，失去了创造力，并最终被红衣主教派来的刺客杀死。这个扑朔迷离的故事由叙述者“我”讲给一个好奇心切的美貌侯爵妇人，以换取一夜情，但这个有关阉割的故事最终又感染了听故事者，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以故事为条件的情色交易未能达成。引起这个故事的契机则是朗蒂家举办的豪华晚会上出现的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头，他给喧闹的晚会带来一股阴森的凉气，但他却被晚会主人百般呵护，视若珍宝，这个老头正是当年那个红遍全欧洲的阉伶，他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年轻时的无限风光，并带给了家族一笔巨额财产。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讲述的是催眠术研究者“我”所做的一次特殊的医学实验：对临终病人巴尔德马实施催眠，以便了解催眠术在多大程度上、在多长时间内能使“死亡暂停”。巴尔德马在被宣布医学死亡的那一刻，同时进入催眠状态，但他在此状态下依然保持着最后的生命体征——语言能力(他回答：“我在睡”，“我在死”)，并且身体一直完好无损，这证实了催眠术能使“生命侵越死亡”的实验假设。七个月后，“我”决定停止实验，即停止对巴尔德马的催眠。就在催眠术被解除的一瞬间，随着巴尔德马唇间发出喊声“死了!死了!”他的躯壳立刻坍塌，化成一摊近乎液体的腐尸。这次实验涉及医学伦理，当事各方一直对外保密，由此造成了坊间对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各种传言和臆断。为了阻止误传，“我”决定根据在场助手的实验记录，如实讲述事件经过，让世人了解“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

　　巴尔特于1968-1972年间先后选定这两篇19世纪短篇小说作为研讨班的研读材料，又在讲义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他的分析成果。对《萨拉辛》的解读构成了长达两百多页的批评论著《S/Z》，对《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的解读则成为一篇二十多页的专题论文《爱伦·坡一篇故事的文本分析》，这篇论文虽未达到《S/Z》那样的规模和效应，但同样是一个经典的文本分析范例，可以看做是五种代码分析法的浓缩版和终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