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华的记忆里，从写作到出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时，余华还在海盐，一边做牙医，一边写作，投出去的稿件几乎都被退了回来。寄信用的是大牛皮信封，余华就把牛皮纸翻过来，再粘上寄出去。邮递员懒得敲门，往往是把大信封从院子外边扔进来，父亲只要听到很响的声音，就知道退稿来了，于是老笑他。直到大概1988年，余华突然收到三四封约稿信，拿给父亲看，父亲问什么意思？余华说出名了，以后你再也听不到很响亮的声音了。这就是余华当年出名时的感觉，以后对出名就再也没有感觉了。

　　还是在老被退稿的时候，余华在鲁迅文学院上课，毕业前一天，有一位西北的同学找到他，专门要他的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 ，说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字，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你这样的作家了，我得留一本。余华说，同学是好意，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作家可能在中国的出版业中就要消失了。

　　余华当然没有消失，也没有再收到过退稿信。2015年伊始，余华又出书了，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一本杂文集。2013年《第七天》的问世，还曾引起一番巨大争议：作家究竟应如何处理身边的社会现实？余华为此备受诟病。其实，余华从来没有远离过现实，作为作家的他始终处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如《活着》 《兄弟》 《许三观卖血记》等等，哪一部不是血淋淋的现实？正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所说，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始终是余华的落脚点。老一辈作家黄秋耘曾说过一句话：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面对中国幽暗复杂的现实，余华没有选择背过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

　　用平衡的方式表达不平衡

　　余华一直关注着社会现实，《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跨越了2003年至2014年这十来年，余华对中国的过去和当下的看法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余华说，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莺歌燕舞，欢天喜地，社会发展势头良好，环境污染等其他很多社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到处都在盖房子，到处都是尘土飞扬。到了21世纪以后，很多问题被揭露出来，或者自动引发出来。社会中存在很多不平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生活的不平衡，甚至理想也失去了平衡。在余华看来，往往是社会的种种不平衡刺激了作家的写作，在作品中达到叙述的平衡，没有平衡，书就乱了。“用平衡的方式表达不平衡，这是一种写作的方式。 ”他以为，作家与病人无异，“我们都是病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其实写作不是为了寻找出路，而是因为找不到出路才写作。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出路，而每个人的出路又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