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教育部与本报近日联合启动“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活动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开展，以“文化根·民族魂·中国梦”为主题，充分利用校内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纪念馆、美术馆等育人载体，深入挖掘校内的故居旧址、历史遗迹、文化遗产、景观景点和校史、院史等丰富的教育资源，通过形式多样、载体多样、内容多样的活动来体现“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等教育内容。同时，活动还将注重利用和引进社会资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见5月15日本报一版）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历史并不悠久。但就在这不长的历史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那些令人激动、意义深远的人与事，物与思，形成了中国大学独有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储备，丰富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内容和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今天，进一步发掘、认识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萃取其精华，对传播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梳理中国大学的历史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记忆，更为了今天和未来。

　　我们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前身为《青年杂志》）为“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园巡礼”的开篇，意在说明昨天的时务就是今天的传统，今天的风尚必定成为明天的历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传统，强调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空气中淡淡地飘着香樟木气息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个“聚宝盆”，光是独有收藏的民国旧期刊就达一千多种，其中就有最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

　　1988年，因为准备博士论文，韩毓海第一次在北大图书馆查看了《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原件，今天，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他把记者带到了北大图书馆，就这两件文物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新青年》碰撞出的火花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时的中国，正值袁世凯复辟闹剧前后，天下大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谁能救中国？当时北方是黎元洪、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而南方的进步力量则主张救国要靠青年，陈独秀提出青年的道德特征，也因此将创办的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为什么陈独秀认为青年可以救中国？因为青年人最容易组织起来，‘嘤嘤其鸣，求其友声’，他认同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的思想，青年会去爱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种超越‘小我’、超越一己之私的动力，使青年具备将血亲之爱、异性之爱升华为‘博爱’的能力——即对社会共同体的爱、对社会共同体的创造与追求，而‘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是改造旧社会旧制度的力量，这就是青春之美好。”

　　“陈独秀很会办杂志，他和很会办学的蔡元培先生的相遇，称得上是风云际会。他俩清末时曾在上海‘暗杀团’共事，失败后各自逃亡。1916年底再相遇时，其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已非常红火，而蔡元培正准备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办学的高明之处，是他认为办学不在于钱，而在于人，他也很会‘抓’人，‘抓’住了陈独秀。陈独秀起初不想来北大，仍希望在上海办杂志，蔡元培动员说可将杂志一起带到北大来办，一边办学、一边办杂志。就这样，陈独秀和《新青年》来到了北大，《新青年》杂志从此成为北大集合天下仁人志士的平台，一大群《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也从此与北大结缘，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作者李大钊、胡适、高一涵、杨昌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先后到北大任教。北大不仅在办学上集合了当时最顶尖的人才，更以《新青年》为平台，汇聚起一批当时的文化精英和思想斗士，因此成就了新文化运动。老师影响学生，在这些很会办学、办杂志的人指导帮助下，成立了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创办了学生杂志《新潮》，因此也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