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雷加在云南采风

　　鸭绿江畔丹东市有一国家商业部命名为“百年老店”的“老天祥大药房”，在“老店”大匾旁还挂着百年前由山东“闯关东”来此创办此药房的刘老先生的大幅遗像。我小时候曾随祖母来“老天祥”买过药，记得祖母说这个药店的药“灵”！

　　那时我不知，也没想到过，这个卖“灵”药的药房里有一高个怡然自得男孩，以后他在《童年》忆文中称，他是第一个敢于穿上冰刀在鸭绿江冰层上滑冰的人；他是第一个敢于在鸭绿江里潜游过江心(国界)探头听对岸朝鲜人说话或唱歌的人。多年后，二战胜利，日寇投降，他最早从革命圣地延安返回鸭绿江故乡，第一个接办日伪统治下惨遭破坏的工厂，获“模范厂长”称号；他又是第一个在家乡新创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逝世后第一位将骨灰撒入鸭绿江的人，家乡人称其为“第一位抗战作家”。他就是著名作家雷加(1915年2月1日出生)，原名刘涤、刘天达。

　　雷加没有按中国传统子承父业，他曾称他父亲“不曾违背过我的心愿”。他14岁离家去沈阳，考入张学良之友、爱国战将冯庸倾其全部家产创办的冯庸大学中学部(后同东北大学合并)。“九·一八”事变后，随校进关，加入义勇军，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1935年雷加东渡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由杜宣、颜一烟等众多中国进步学生组织的“剧人协会”，“一场场演出，就是一颗颗火种”，他们为维护郭沫若的讲演、为给溺水的聂耳筹办一个庄严的灵堂，四处奔走，同反动势力抗争。同时他还翻译了《高尔基四十年文学活动》等多篇苏联文学评论介绍给国内。抗战爆发，他们相继回国，在北方“左联”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延安，曾在丁玲领导的文协任秘书长。雷加坚持上前线、下基层，在烽火硝烟中他写出了近20篇战地特写、散文、小说。他多次采访白求恩大夫，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国际友人白求恩》，于延安《军政》杂志上发表，毛主席读后挥笔批上五个大字“学习白求恩”。抗战胜利，实现了他“打回鸭绿江边”的理想，他徒步几个月，1945年11月回到家乡安东，立即被组织分配去接管造纸厂。因为自卫战争急需印报、印币、印文件、建军事后勤基地，但那里还有尚未回国的日本厂长和技术人员。他以刘天达的名字单枪匹马走进了杂草丛生、满目疮痍、被日寇称为“王子造纸”的东北最大的造纸厂，他亲手将挂着日本厂名的木牌摘下，当即定名为鸭绿江造纸厂。他担任了厂长。随之又被选为安东市首届参议会副议长，时年30周岁。

　　1946年春，我在安东联合中学见到刚创办的《白山》文学杂志上刊有雷加的《一只三八式》《五月的鲜花》，特别读到他的散文《鸭绿江》，使我感到是那么的亲切，因为我也是喝鸭绿江水长大，看不够江上的白帆和飞翔的海燕，听不够高亢的卸船号子和浪涛声。真如他所写“凡是到过鸭绿江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由青山雪顶上淌下来的这股碧流，它是无比清澈和深邃，它是谧静的，又是那么动人，那么使人心胸荡漾”。这些文字，让我一个小小的中学生对这位家乡作家敬佩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