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先生兼任《上海文学》主编时，谈到对办刊追求时说：也许在局外人看来，一份杂志就是一个资源，可以用来交换、化缘、献媚、办公司，螺丝壳里做道场。但对我来说，它只是一块文学的阵地，我如果去接编，那就按照我的理想尽可能地给以它时代的亮色，去探试纯文学在今天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从不讳言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从跟随巴金先生、贾植芳先生学步开始，就有自己明确的努力目标和做人标准，我知道我的理想未必能够实现，但是我的努力是要探试一下理想主义在今天可能达到的程度。

　　夜读先生此言，内心电击一般。思和先生之言，亦是我此刻之所思。我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先生曾与我言，只有教书授业、出版和学术研究三位一体，才是一个中国学人、知识分子的理想岗位。近几年，我也一直在践行着先生的叮嘱。

　　2010年年底，我从报社转入出版社后，延续着先生编辑“火凤凰文库”之念，与先生共同策划、主编了“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就是想通过自己切实的工作，在文化式微的年代里承传、接续、播散精神能量。在编辑图书之外，也尝试着撰写评论文章，倡导自己一些浅薄之见。2016年年底就任《大家》，这亦是先生所言的理想岗位之体现，我自会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

　　先生说过，编辑工作不是简单地把好稿子发上去，一份杂志在知识分子手里它就是一个传播理想的阵地，这就是当年陈独秀编《新青年》、沈雁冰编《小说月报》、郭沫若郁达夫编《创造》、鲁迅周作人编《语丝》、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和胡风编《七月》《希望》的精神所系，也是“五四”新文学最可贵的传统。

　　至2017年元月，正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百年之际，这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大家》应接续传统，开出创作之新风尚。这是《大家》之理想。同时，一个有人文情怀、有理想的办刊人，只有将自己的理想与传统中优秀的因子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融汇到新的传统中去，才能避免自己编辑的刊物成为追逐时尚的媚俗之物。

　　传统不是固守一个理念不变，而是每代都有新变，然而这种新变和传统又有着血肉联系。2017年，《大家》将会有新的变化。但和文学的传统，和当初创刊的理念确是一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