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学人》对“民主怎么了”的询问引发了对民主陷入危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但事实上，在当代政治研究中，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论大有井喷之势。近期美国著名公共政治刊物《波士顿评论》刊文指出：“民主不再有对手，但它实践公平和制定好的政策的能力受到广泛的质疑。”

　　重新证成民主的需要

　　简便起见，“实践公平”与“制定好的政策”可假定为评价一种好的政治模式的两大标准。其中，实践公平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特定的公平观，而是说，当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时，有一种公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冲突；好的政策则意味着，无论它是否符合我的利益，我都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它。显然，“实践公平”代表了一种程序性要求，并在实践中走向了一人一票的程序设置。当存在根本性利益冲突时，如果能像边沁所说的把“每个人都算作一，且没有任何人大于一”，那么，我们通过投票来得出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政策方案，就是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公平方式。“制定好的政策”则代表了一种实质性要求，换言之，在认识论层面，这项政策必须具有真理性。卢梭曾以“公意不可能犯错”来证明民主决策的真理性，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与卢梭同时代的孔多塞则提出了“陪审团定理”，认为在每个人做出正确选择的概率都略大于0.5的前提下，陪审团人数越多，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换言之，多数统治比少数统治更可能得出具有真理性的决定。由此，以多数统治为内容的民主政治，就被确认为一种好的政治模式。

　　如果一项政策必然导致某些人受损，那么让少数人受损似乎是比让多数人受损更加公平。当然，这也必须是有前提的，这就是社会的利益结构必须具有多元性，以避免永久少数的产生；否则，多数统治就可能变成多数对少数的制度性剥削。20世纪集团政治的发展表明，西方社会的确存在一种多元利益结构，因而民主被普遍承认为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公平方式。另外，作为移民政策改革的结果，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西方社会不仅存在多元利益结构，而且存在多元价值结构与认知结构。如果公平是一种公认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存在严重贫富分化的前提下，在具有相同价值基础的前提下，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遗产税都是一项好政策，具有认知上的真理性。但是，如果民主的结果是出台了禁止穆斯林妇女佩戴面纱的政策呢？该政策是否具有真理性，显然难以得到一致的承认。为了回答越来越多类似的质疑，当代民主理论发生了一种认识论转向，试图从认知价值的角度重新证成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