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索洛古勃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为著名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在五四后的中国亦较有影响。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即与其有过接触，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收有索洛古勃的作品。以后鲁迅仍对索洛古勃多有关注和评论，直至其生命的晚年。鲁迅揭示了索洛古勃作品艺术特质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认为他是“死的赞美者”；表现“无可挽救的哀惨”是索洛古勃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对索洛古勃的寓言也给予高度评价。鲁迅不时运用索洛古勃作品中的思想内容或艺术描写参与现实生活，或规劝青年，或批判社会，从中亦显现出鲁迅对索洛古勃的某些方面的评判，鲁迅在对索洛古勃某些作品的评论中表明他不赞成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还指出了索洛古勃与苏联新政权的格格不入，创造力迅速衰退。所有这些均昭示出鲁迅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和艺术的洞察力。

　　【关 键 词】鲁迅 索洛古勃 俄罗斯白银时代 比较

　　【作者简介】李春林(1942－　)，男，河北玉田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鲁迅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辽宁　沈阳　110031）。

　　一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索洛古勃(Фёдор Кузъмич Сологуб，1863—1927)(鲁迅译为梭罗古勃)本姓捷捷尔尼科夫(Тетерников)，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裁缝家庭。毕业于彼得堡教师学院，曾任数学教师。1884年开始发表诗歌，1895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噩梦》。1907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卑劣的小鬼》，反响热烈。同时创作另一长篇小说《妖术》(后更名为《创造的传奇》)。十月革命后，他虽然曾先后任文艺活动家联合会主席、列宁格勒作协翻译家分会名誉主席、列宁格勒作协执行主席等职，却没有完全接受革命，同时创造力急剧衰退。他曾致信列宁申请出国治病，遭到拒绝。妻子、作家兼翻译家切鲍塔列夫斯卡娅投河自杀。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甜于毒药》、《念蛇咒的女人》，剧本《死神的胜利》，近百篇短篇小说、寓言和大量诗歌。高尔基称索洛古勃是“惊人的天才”[1]。

　　二

　　鲁迅与索洛古勃这位俄国白银时代的著名象征主义诗人、作家、戏剧家和文学评论家多有关联。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鲁迅在他的全部著述中大约有10余次评论或提及索洛古勃。但迄今为止，尚无一篇关于鲁迅与索洛古勃比较研究专文，甚至偶尔片言只语提到者都极少见。对于鲁迅与索洛古勃的较为密切的关系而言，很不相称。

　　鲁迅最早提及索洛古勃是1921年8月17日致周作人信：“老三于显克微支不甚有趣味，……不如再弄他所崇拜之Sologub也。”[2]看来，周氏三兄弟都对索洛古勃感兴趣：周作人曾译有索洛古勃的短篇小说和寓言；而周建人竟至于到了“崇拜”的程度，他也确实翻译了索洛古勃的短篇小说《白母亲》(由英国约翰·科尔诺斯的英译转译)，同时翻译了这位英译者撰写的介绍索洛古勃的论文，同时发表于《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俄国文学研究》专号。

　　鲁迅对索洛古勃的论说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指出了索洛古勃在十月革命后的沉默和与新生政权的格格不入。在写于1932年9月9日的《〈竖琴〉前记》中，鲁迅述说俄国文学在十月革命后的态势时写道：“但它［按：指俄国文学］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M. P. Artzybashev)，梭罗古勃(Fiodor-Sologub)之流的沉默，……”[3]鲁迅将索洛古勃视为十月革命后沉默了的作家的代表，这是完全符合其在十月革命后创作急剧衰退的实际情况的。

　　写于1934年11月21日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开列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禁书作者目录，其中有索洛古勃，“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Corky)……甚而至于梅迪林克(Maetelinck)，梭罗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4]鲁迅此处的行文很有意味：国民党政府禁止的不独有高尔基等诸多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甚而至于”并非纯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梅迪林克、索洛古勃、斯特林堡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这一方面昭示出国民党书刊审查部门的糊涂愚蠢；另一方面也表明鲁迅对索洛古勃的准确定位(此次被禁的索洛古勃的书是《饥饿的光芒》——其实该书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

　　第二，揭示了索洛古勃作品的艺术特质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写于1929年4月25日的《〈新时代的预感〉译者附记》是鲁迅翻译完日本片上伸的论文后所写：“原不过很简单浅近的文章，我译了出来的意思，是只在文中所举的三个作家——巴理蒙德，梭罗古勃，戈理基——中国都比较地知道，现在就借此来看看他们的时代的背景，和他们各个的差异的——据作者说，则也是共通的——精神。”[5]片上伸此文其实是对俄罗斯“白银时代”三位作家、两种流派的创作特点的简明介评。在片上伸看来，巴尔蒙特(巴理蒙德)“高唱自己赞仰”与索洛古勃的“赞美恶魔之力”本不相同，但他们“是都站在善恶的彼岸，信奉无悲无忧的唯美的宗教的。那最明显的色调，是个人主义底的自我之色，于是也就取着超道德底，超政治底，乃至超社会底的态度。”[6]片上伸将他们二人称之为新罗曼主义的代表，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主义的代表，或者说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学的象征派的代表。而高尔基(戈理基)则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学的“知识”派的代表，片上伸认为他是以新写实主义为自己的主要创作方法的。然而两者亦有“共通的精神”：“新时代的预感”。而鲁迅翻译此文的目的小而言之是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这三位作家，大而言之是使得读者进一步认识俄国超现实的唯美主义之根柢及其本质，同时也对创造社的种种恶行顺笔刺其一枪。最主要者还是《译者附记》最后一段话，不独指出了超现实文艺与革命文学的不同，而且揭示出其存在的原因及价值；“憎恶现实”，“反抗现实”，“不满于现实”，而这也正是鲁迅对索洛古勃作品的评判。此文中我们还发现了鲁迅对索洛古勃作品的译文，这可能是鲁迅翻译的索洛古勃的唯一作品。

　　第三，认为表现“无可挽救的哀惨”是索洛古勃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写于1930年8月30日的《〈十月〉后记》中，鲁迅曾以索洛古勃的作品与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作比：《十月》“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莱夫(L. Andreev)的《老屋》来。”[7]鲁迅在此处发生了笔误，将索洛古勃的作品误写成安特莱夫的。当时广东新会的一位小学教师吕蓬尊曾写信给鲁迅，指出此一失误，鲁迅于1933年8月1日郑重地回信：“至于《老屋》，是梭罗古勃之作，后记作安特莱夫，是我写错的。”[8]但鲁迅确实读过《老屋》，因而才能够发现雅各武莱夫的《十月》在艺术描写方面与其相似之处，同时再次昭示出鲁迅对索洛古勃作品的基本印象之一——表现“无可挽救的哀惨”。其实不独《老屋》，征之于索洛古勃的绝大多数作品，的确如此。姑且不说别的，收入《域外小说集》中周作人翻译的《未生者之爱》，女主人公只能在幻觉中与被自己自行堕胎的未生下来的儿子相互关爱，即是一种“无可挽救的哀惨”——尽管其本人反倒认为是一种幸福。

　　第四，对索洛古勃的寓言也给予高度评价。发表于1934年夏秋之交的《门外文谈》曾述及民间文艺《目连救母》中《武松打虎》的一个桥段：甲乙两位演员，甲强乙弱。甲扮武松，乙扮老虎时，乙埋怨甲打得太重，甲说你是老虎不打就会给你咬死；乙要求角色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死，一说怨言，甲又说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鲁迅极赞其精妙，并以索洛古勃等人的寓言相比：“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索洛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9]鲁迅之所以如此言之，是因为他同周作人早年在日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再版时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索洛古勃的10篇寓言，鲁迅当然读过这些作品，因而能将其与中国的民间文艺作品相比。例如，这10篇寓言中的《石子之经历》就与上引那段武松打虎具有相似的韵味：某块石子被车轮压着从其他群石中迸出，它说自己不愿“与群众杂处”，幸得分居；被一个小孩拾去，它说本想旅行，今日遂愿，“苟吾意志强，所欲自无不遂也。”；小孩用石子投一人家，它说自己想飞就飞了；石子撞上了玻璃，玻璃骂它，它说：“吾最恶当吾前路者。凡物皆为我利，此吾之格言也。”；它落在软榻之上，它想正好我需要休息；最后它又被扔回窗外，坠于路上，它说自己“心向平民，故今复返”。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总能找到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与演员甲何其相似！当然，甲是实际上的胜者，而石子更多阿Q精神。我们知道，鲁迅对于伊索寓言，也曾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10]的架构，而索洛古勃的寓言，亦确实具有伊索寓言那种构思新颖，短小精悍，形象生动，韵味深长的特点。例如，《蛙》(周作人所译10篇之一)就很有《狐狸与葡萄》的寓意及风格：一只青蛙试图学习日耳曼和法兰西的鸣叫，始终未能学会，于是以俄罗斯的叫法最好自慰。鲁迅将有关表演武松打虎的桥段与索洛古勃寓言和伊索寓言的连比，不独昭示出鲁迅对中国民间文艺的看重，亦显示了他对索洛古勃寓言的评价之高。

　　第五，鲁迅不时运用索洛古勃的作品中的思想内容或艺术描写参与现实生活，或规劝青年，或批判社会，而从中亦显现出鲁迅对索洛古勃的某些方面的评判。1925年6月12日，许广平致信鲁迅，说面临着环境的恶劣，“日来逢人发脾气……长此以往，将成狂人矣！”[11]对此鲁迅不予赞同，回信道：“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了。人一发狂，自己或者没有什么——俄国的梭罗古勃以为倒是幸福——但从别人看来，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结。所以我倘能力所及，决不肯使自己发狂，实未发狂而有人硬说我有神经病，那自然无法可想。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12]鲁迅信中的“小鬼”系指许广平——“小鬼”本是许广平的自称；而提及的索洛古勃以为发狂倒是幸福，《鲁迅全集》1981年版注释曰：“索洛古勃……他在长篇小说《小鬼》中表现了一种以发狂为幸福的厌世思想。”[13]笔者以为不妥：《小鬼》主人公彼列多诺夫因欲依靠裙带关系当上学监而不得，于是疑神疑鬼，以为到处有人告密陷害他，实则是他告所有人的密，最后发疯、纵火、杀人，他并未因发狂而获得幸福感。索洛古勃以发狂为幸福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那些主人公以自戕的方式来为世界救赎的作品，如《创造的传奇》等。《小鬼》中所表现出的此种思想，不够突出和典型，或许在篇末的化装舞会上，似乎有点“以发狂为幸福”的意味。笔者认为，在与鲁迅明确发生过事实性关联的索洛古勃作品中，倒是收于《域外小说集》中的《未生者之爱》“以发狂为幸福”的思想表现得更为突出：作品女主人公那及什陀与一青年相恋，并怀孕，后遭弃。她将此儿堕胎。后来却在幻觉中不断地看到此未生之儿与其相互抚爱。其实她业已进入发狂状态。但她“忽觉不意之幸福，充溢于心”，“此时心中满以幸福平安，且有神力，能振作慰藉人也。”[14]所以，若是此处做注，应以《未生者之爱》更为恰切。鲁迅此信流露出对索洛古勃某些方面的微词——鲁迅是主张韧性战与壕堑战的，对于愤激于一时，或曰“发狂”自然以为不可取，那“发狂”有时也是不肯正视现实乃至是对于现实的逃避，但同时也昭示出他对索洛古勃创作的谙熟。

　　写于1933年8月12日的《上海的少女》，主要是抨击当时上海的社会使得少女们身陷险境，而这险境催生少女早熟，鲁迅以索洛古勃《卑劣的小鬼》中的相关描写作比：“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15]《鲁迅全集》1981年版对此注释道：“索洛古勃在长篇小说《小鬼》中，描写过一群早熟的少女。”[16]。经过认真地阅读《卑劣的小鬼》，发现作品并未描写一群早熟的少女，虽说柳德米拉姐妹们可谓“一群”年轻的女郎，但一位业已出嫁，另三位从作品对其外貌形体的描写来看，也都相当成熟，不是什么“小孩子”，更主要者，作品没有关于其“眼睛却已经长大了”的描写。倒是作品中的小男孩、中学生萨沙符合这一特征。萨沙首次出场时，就是他在祈祷时彼列多诺夫眼中的神态：“那双黑色的大眼睛被长长的黑色睫毛遮盖着，流露出祈求哀伤的神情。黝黑的脸蛋，苗条而匀称的身躯，尤其是当他平静而挺拔地跪在地上的时候，仿佛是受到别人严厉的目光的监视，特别显眼的是他那高高的宽大的胸脯，彼列多诺夫觉得他完全像一个姑娘。”[17]萨沙在那座小城中被许多人认为是女扮男装，正是他身上的某些少女特征，引发了彼列多诺夫的淫欲，对他加以多方迫害。甚至向萨沙的寄住处主人科科甫金娜当着萨沙的面告恶状。彼列多诺夫走后，萨沙“他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已经平静下来，但显得异常悲哀。”[18]以后亦是只要萨沙出场，几乎必写他的大眼睛。所以，鲁迅对这个貌似女孩的小男孩的眼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鲁迅将其称为“少女”，似乎亦无大错，作家在叙述萨沙时，有时所用第三人称即用“她”而非“他”：如在他被柳德米拉姐妹打扮成日本艺伎参加化装舞会时。另外，萨沙不仅面临着彼列多诺夫之流的淫欲，同时柳德米拉也用自己的色相诱惑他，因为匈牙利学者列娜·西拉尔德认为柳德米拉与彼列多诺夫同样存有“潜在的虐杀男童情结”[19]。可以说，无论是阴郁的彼列多诺夫抑或明媚的柳德米拉，都在促使萨沙早熟，使他处于一个险恶的环境中。这才更契合鲁迅此处引用索洛古勃作品的本意。而柳德米拉一群人等，绝非遭遇凶险者，而是凶险环境的构成因素。需注意的是，鲁迅行文时并未指明所引用者为索洛古勃何部作品，所以亦不排除此处所引乃是另有出处。那自然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