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海燕，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

　　【内容提要】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与统治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在当代社会，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居于中心地位，尤其是在互联网使集体记忆的传播手段、途径和影响力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语境下，从传播学路径讨论人们如何在互联网中分享和传播、重构集体记忆的必要性日渐凸显。系统地梳理“媒介与集体记忆”相关研究的学术渊源、发展脉络，可以辨识当前这一研究中存在的“断裂与延续”“再现、遮蔽与凸显”等基本问题，认清“民族认同的传播与集体记忆、大众文化与集体记忆、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集体记忆、新媒体与集体记忆”等研究热点背后的成因。深化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仍然需要传播学人在理论上与方法上突破，需要处理好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关 键 词】集体记忆；媒介；民族认同　

　　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获得集体记忆，也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交流这些集体记忆并获得认同。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统治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社会认同塑造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在当代社会，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数字化环境使集体记忆的传播手段、途径和影响力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语境下，人们如何在互联网中分享和传播、重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又如何影响到社会变迁，是极其值得关注的，因此，从传播学路径对“媒介与集体记忆”进行专题研究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在全面阅读了相关领域的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对理论溯源、基本问题与研究方法、现有的研究热点与成果作一评析，旨在通过对这些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把握国外研究成果的理论脉络，并探索未来在这一新兴领域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兴起及其价值

　　集体记忆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C. 巴特莱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对记忆的社会属性的研究，而由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首次创建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

　　哈布瓦赫指出，个体性的记忆由于必须使用人类社会的基本沟通工具——语言、逻辑以及概念，因此也就必然受到社会框架的结构性限制。哈布瓦赫尤其强调记忆的当下性，认为“往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过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因此记忆是现在、过去和未来。①由他对语言在记忆中所起作用的探讨开始，学者们开始关注传播在集体记忆建构中产生的影响。由于大众媒介在集体记忆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核心的角色，有关“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研究也就成为记忆研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分支。

　　2002年，沃尔夫·坎斯坦纳(Wolf Kansteiner)在反思集体记忆研究的方法论时，特别讨论了传播学取向在这一领域的方法论价值所在。他认为，集体记忆研究的成果虽然丰富，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见则相对较少——大部分记忆研究致力于特定历史、地理和媒体情境下事件的陈述，且往往过于细节化，未能对处于争议表述中的受众反馈进行研究，因此，这些丰富的研究虽然为审视过去和当下的历史文化作出了贡献，但其研究视角却无法与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历史意识产生联系。他认为，在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记忆生产者的灵活性和记忆消费者的颠覆性。这三个历史主体的协商或妥协，建立了在记忆政治的竞争场域的游戏规则。集体记忆研究因此应该特别重视采用传播学与媒介研究的进路。②

　　这一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集体记忆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兴盛，而后则由于方法论上的局限而有所停滞，传播学的取向，尤其是对高度互动、无远弗界、互为传受者的互联网环境下集体记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过程、影响的关注，为集体记忆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此后，一些学者在探索新的研究进路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马丁·泽尔欧德(Martin Zierold)和A. 阿斯曼(A. Assman)都重点探讨了媒介与文化记忆的关系。马丁·泽尔欧德指出，媒介与社会记忆的过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把当下媒介发展的分析整合到社会记忆研究中是很有价值的。他指出，以往的媒介与社会记忆研究通常聚焦于媒介史而非媒介理论当下的发展，研究过于简略和碎片化，且失之于悲观：一些学者担心现代社会变得明显只重当下，忘记过去，特别是最新的媒介发展，如电子媒介或数字化等，常常因这种所谓技术导致“记忆的消失”而受到批评。但实际上，对新媒体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和细致，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③阿斯曼指出：“当互联网创造出一个无远弗届的交流框架时，文化记忆也创造出了一个穿越时间长河的交流框架。”“作为过去的过去”(past as past)与“作为当下的过去”(past as present)之间存在着的紧张关系，是理解文化记忆的动力的一个关键因素。④尼塔·克里格勒－瓦伊尔奇克(Neta Kligler-Vilenchik)则借用“议程设置”的概念，进一步创立了“记忆设置”的概念，并将其运用于集体记忆的研究中。⑤

　　二、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争论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断裂还是延续：大众媒介在集体记忆传播中的功能

　　记忆的断裂与延续一直是集体记忆研究出现后的讨论重点。由于大众媒介在集体记忆传播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必然关注这一议题。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大众媒介中集体记忆传播最核心的功能是连接现在与过去，通过将当下的影像、符号和地景与过去相连结，大众媒介使得社会的现在、过去乃至未来通过集体记忆的连续叙事得以整合。

　　卡罗琳·基奇(Carolyn Kitch)运用新闻的社会功能理论和叙事理论，对1999年关于小约翰·肯尼迪死亡及葬礼的五份新闻杂志封面报道，进行了叙事与修辞分析，探讨了叙事的结构、语言和重点，尝试以此理解新闻在定义和保存文化神话(cultural mythology)中的作用。作者指出，这些杂志在肯尼迪神话长达40年的建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由于小约翰·肯尼迪在肯尼迪家族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记者们通过这些报道来解释他在文化与神话主题中的重要性，包括家族与国家、悲剧与希望、牺牲与救赎。⑥

　　吉尔·A. 伊迪(Jill A. Edy)就瓦茨暴乱(Watts Riots)在《洛杉矶时报》以及《纽约时报》上几年内的报道数据进行了内容分析，理解记者、媒体、报道在构建、重构以及维护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他指出，通过报道，把读者纳入到社会和国家中，将“过去”鲜活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创造了一种情感的联系，即社会认同。这些媒体所建构的记忆都是形成国家精神的主要方面。⑦

　　另一些研究者则重点讨论了隐藏在“延续”的表象之下产生的“断裂”。周海燕在其专著《记忆的政治》中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和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解放日报》首个“典型人物”吴满有的典型报道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解读，分析了大生产运动农民领袖吴满有及“吴满有运动”的兴衰史，展现了权力是如何掌控新闻生产的过程，并通过对话语的控制来建构社会记忆，从而实现记忆的“写入”与“忘却”。⑧

　　(二)再现、遮蔽与凸显：大众媒介对集体记忆的建构

　　大众媒介是如何建构集体记忆的？研究者们对此各执一词：其中一些研究认为它主要通过再现来建构国家或民族的集体记忆⑨；但另一些人则争论说，忘记也是大众媒介建构记忆的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往往通过系统性或选择性的改写来遮蔽某些事件⑩。还有一些人认为，凸显的建构手段也非常有效，它使得迎合权力需要的某些事物被重点呈现，从而占据了民众的集体记忆空间。(11)

　　戴维·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通过对加拿大现代有关一战的小说进行分析，提出了记忆“过去与现在渐进交融”(past-progressive-present)的观点。他指出，“电子媒介的使用形成了关于应该记住什么和如何被记住的公众记忆”。现代记忆的真正标志是：战争在诗歌、回忆录和小说中的电影化影像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在现代，我们仍然通过电视纪录片甚至是战场的还原新闻画面来不断地进行回忆。(12)

　　哈维·佩斯金(Harvey Peskin)提醒公众要保持怀疑的能力。他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吉戈贝塔·门楚(Rigoberta Menchu)和出版纳粹大屠杀回忆录的威尔科·默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为研究案例，探讨记忆与媒体的关系。他对事件亲历者回忆录的真实准确度有着诸多诟病，并指出，因为两者实际上都远离了他们所谓亲眼目睹的事件，并试图通过经过选择和修饰的事实来使我们相信他们所陈述的才是真正的事实，因此，记忆本身是被建构的。像大屠杀或者种族灭绝这样的事件，记忆往往会更加偏向于弱者：“记忆都会为穷人和弱者说话。”由于缺乏质疑文化出版物的传统，受众变成了媒介选择的跟随者。只有具有了自由的怀疑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真正接近事实的本质，无论偏信于哪一方，都会是盲目、激进的。(13)

　　伊丽莎白·亚克尔(Elizabeth Yakel)认为，现存的记忆实际上是文化工作者建构的。在一篇关于博物馆传播与集体记忆的研究中，她指出，博物馆展览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交流和传播类型，搜集到的东西、呈现的故事和将它传递给公众的方式能够保留或者遗忘人类的某一部分文化，形成记忆，并且决定了什么是历史性的文化象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