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nk Tanks and Opinion Leaders

　　【作者简介】邹利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访学者，云南商学院副院长；崔远航，yuanhangcui@pku.edu.cn，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不论政府对外传播抑或对内传播，传统权力结构的边缘力量已逐渐进入现今政治沟通的权力网络之中，并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主体之一。在对政府传播进程的两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距离进行分析时，有必要将其中存在的中间环节及其作用纳入考察范围。协调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过程，也是政治沟通或政治传播的过程。本文从政治沟通视角解析了作为协调机制的智库/意见领袖，及其对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作用机制。

　　【关 键 词】政府传播 意见领袖 智库 政治沟通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学者Linda Jakobson和Dean Knox(2010，转引自宿亮，2012)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是一系列行为体互动的结果。这些行为体中不仅包括政党、政府、军队，还包括处于传统权力结构边缘的能源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研究组织、大众媒体和网民等。权威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一大特点。由此推知，不论政府对外传播抑或对内传播，传统权力结构边缘的力量都已逐渐进入现今政治沟通的权力网络之中，并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主体之一。因此，在对政府传播进程的两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距离进行分析时，有必要将其中存在的中间环节及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纳入考察范围。本文重点解析作为协调机制的智库/意见领袖，及其对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作用机制。协调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过程，也是政治沟通的过程。

　　一、新的传播环境中意见领袖的运作

　　“意见领袖”是美国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1955)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两级传播论(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中的关键概念，这个理论说明了媒介讯息并非直接针对个体受众，而是要先经过意见领袖这一环节，再由意见领袖传递给其他受众。意见领袖往往并非简单地将媒介上的信息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立场对原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后，将原信息的内容和意义(更多是基于自己的解读)传递给信息传播的末端接收人群。伊莱休·卡茨(1957: 61)在后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发现，较之媒体，意见领袖对人们的意见、行动和行为有更多的影响力。中国学者胡泳(胡泳，2012: 8-13)在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研究中提到，意见领袖的领导作用的实施和持续，依赖于意见领袖的技术能力、社交技巧以及对现存社会体系的价值与规范的遵循。通常来讲，一位意见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存在不对等的钦佩与赞赏的关系，一种强烈的想变为其所追随的领袖那样的人的意愿，构成了追随者听从意见领袖的意见的基础。

　　1954年美国新闻署委托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最有效途径是通过外国的意见领袖，即所谓的舆论精英，而非一般大众①(陈开和，2010:56-57)。因此，美国新闻署要时常对外国的政治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进行评估，以确定意见领袖的范围。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在内，真正主导舆论的人群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另有10%的民众起着某种配角的作用，剩下的85%都只是盲目追随者。

　　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Carl Deutsch)(转引自乔·萨托利，1993:97-98)曾经用“舆论瀑布”来形容精英引导形式舆论的模式，在这个生动的比喻中，舆论以多阶梯方式向下流淌，就像瀑布被一系列水潭切断一样。多伊奇认为，最上面的水潭由经济和社会精英组成，接下来是政治和统治精英的水潭、大众传播媒介的水潭、意见领袖的水潭，最后是人民大众的水潭。而之后的学者乔·萨托利(G. Sartori)(1993:98)将重点放在“大众传播媒介”和“意见领袖”这两个水潭之上，在他看来，整个“舆论瀑布”揭示了舆论形成过程在其下降中的每一横向层上被打断和改造的程度，即它受到内部或水潭内回流影响的程度；而在现今政治制度中大众传播媒介和意见领袖对于公共舆论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在网络技术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把关能力、赋权予公众个人以搜寻和发布信息的今日，“舆论瀑布”的效应仍在显现。将网络媒体包含在内的政治沟通中，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水潭——经济和社会精英、政治和统治精英、意见领袖和大众媒介在特定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并未发生巨大变化，尽管看似网络媒体新技术的支撑使得人民大众接触信息的水潭超出大众传统媒介范围，然而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仍然存在“二级传播”的模式，譬如当中国公众试图通过微博设置议程时，采用的方法是“@”知名人士，意即他们所认为的“意见领袖”。只是此时“意见领袖”的范围扩大，广大网民受众只要有足够能力，其所发布的信息能够得到足够认可，并且能够影响信息再次传播和某个话题讨论的倾向走势，那么就可以成为其所在网络社区的意见领袖。有研究者(淦家辉，2009)就网络政治沟通中“意见领袖”水平的衡量提出两条标准：一是看他的原创帖能否得到网友的认可，能否被推到论坛首页和网站首页；二是看他引导或者掀起过多少有名的网络热点事件。通过分析众多网络热点事件，该研究者同样认为如今在网络论坛、社区，活跃着越来越多网络意见领袖，几乎每一个网络热点事件背后，都有大量网络意见领袖在推动。

　　网络的匿名性和广泛参与性决定了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意见领袖的产生范围较之从前要广泛得多，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成为意见领袖。伊莱休·卡茨(1957:78)认为，成为一位意见领袖有三个要件：意见领袖必须是价值的表达者；必须拥有专业能力；必须身处社交网的战略中心。这些标准在网络传播时代同样适用，无论是在网络论坛、社交网站还是微博，对于活跃的网络用户而言，其现实社会中的个人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工作种类等等都同样会在网络上以明显或者不太明显的方式显露出来②；要作为持久的“意见领袖”，必然要求此用户在网络之外的社会地位和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能够支撑其作为“意见领袖”的身份，并将此身份长久保持。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意见领袖的数量较之传统媒体时期大幅上涨，但其现实身份却并无太多改变，仍然以各领域知名人士、学者专家、著名组织和团体(如研究调查类组织)为主。

　　本文将在下文中以作为意见领袖中一类的“智库”(思想库)为例，探讨其在政治沟通中调节政府和公众距离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