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尽管当时对批判学派的引进基本上只是对政治经济学派的引进，且只在《国际新闻界》一块阵地上有所体现，甚至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是一种传播理论，但笔者认为，批判学派不是夭折了，其理论其实一直根植于中国学者内心。但由于知识生态的压力，经验学派的那些行政研究更容易正为一种显在的学术形态，而批判学派在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几乎完全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学术形态。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的双重学术标准就这样定型了。

　　关 键 词：双重学术标准 批判学派 夭折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刘海龙提到了在传播学初期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夭折”（他认为是“失踪”，但可能用“夭折”更合适些）。他本以为，中国早期传播学对批判学派的冷淡是因为没有引介相关的批判理论，然而在他对1979—1989年的《国际新闻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后，他发现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他指出：“在传播学早期的引介中，批判学派没有缺席，对席勒思想的介绍不仅时间早，而且在篇幅上也超过了来华的施拉姆。”[1]但事实是中国的学者后来选择的是施拉姆而不是席勒。许多文献从侧面论证了刘海龙的观点。早在1983年，祝建华等人在介绍国内西方传播学引进状况时，只是提到了张隆栋在《国际新闻界》1982年2-4期介绍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的上中下篇，完全无视早在1979年第1期第1篇就是林珊摘译的席勒的“新闻工具与美帝国”。[2]而在1998年前后廖圣清回顾中国传播学发展20年的历史时，提到的是1979年张隆栋在《国际新闻界》1979年第1期、第3期和1980年第1期连续摘译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一文，也没有提到同一本杂志上的席勒的文章。[3]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破解的历史存疑。

　　我认为，刘海龙发现的并不仅仅是传播学30年历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其背后所昭示的正是30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生态困境。反思他们的困境，也许比破解一个谜更有意思。

　　一、批判学派引入的历史原貌

　　在回顾《国际新闻界》1979-1989的文本时，刘海龙对批判学派的引进做了如下描述：“批判学派的介绍不仅不是‘烟波微茫信难求’，而且在数量上并不逊于经验学派的译介。……包括赫伯特·席勒的《思想管理者》（全书连载）、巴格迪坎的《媒介的垄断》（多章摘译）、赫伯特·甘斯的《决定什么是新闻》（部分章节）、戴维·阿什德《传播媒介统治权》等。在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中，如英国学者詹姆斯·D·霍洛伦：《大众传播学研究的由来》、伦敦传播与文化中心主任罗伯特·A·怀特：《大众传播与文化：向一个新模式过渡》中，批判学派占据了重要位置。怀特的文章还对‘文化研究’做了在今天看来也非常清晰全面的梳理，重点介绍了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和詹姆斯·凯瑞的主要理论。英国学者尼·甘纳姆的《传播媒介与公众社体》（‘公众社体’现在译为‘公共领域’）也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4]但若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仅凭这些资料是不够的。

　　从1979年1月复刊开始，到1989年底，《国际新闻界》一共出版了42期。在总共发表的694篇文章中，有95篇文章是与传播学相关的文章。在95篇传播学文章中，有62篇是译入或摘译的传播学文章，占全部传播学论文总数的65.3%。去除应用传播学论文或传播技术的介绍性文章，有29篇理论文章（连载文章不管连载几次都算一篇）具有批判或经验的色彩，这其中属于批判学派的文章有19篇，占总数的65.5%。在所有作者中，最活跃的学者是批判学派的席勒，他以10篇文章远超其他作者，而排名第二的施拉姆仅发表了4篇文章。所以从数量上来看，批判学派的文章是遥遥领先的。

　　……（此处有删节）

　　还有一事实是被忽略的，那就是《国际新闻界》对于批判学派的引进并不是全面的。张锦华将批判传播理论划分为两大范式：以唯实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为典范的范式和以唯名主义及多义性解读为典范的范式。[5]前者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后者主要是后现代主义。从席勒、巴格迪坎、甘斯等人的属性来看，他们基本属于政治经济学派。事实是，19篇批判学派的文章中，有15篇是政治经济学派的文章。在怀特与霍洛伦的介绍中，提及了文化研究学派，但基本可以说是一笔带过，在看了那两篇文章后，估计绝大多数当时对文化研究一无所知的读者根本就不会对文化研究留下什么印象。至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露过脸。

　　至于批判研究的“消失”，就《国际新闻界》而言，似乎也不完全是事实。我注意到该刊物对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的问题十分关注，以林珊为主的一些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贡献，先后发表了“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潮流不可阻挡”、“前进中的第三世界新闻事业”、“世界新闻传播问题”、“新闻工具与外交”、“美国阻挡不了新闻新秩序的建立”、“对抗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不得人心”、“国际传播发展的来龙去脉”等相关文章，反对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略，反对文化帝国主义。[6]这些文章超过了《国际新闻界》本土作者发表传播论文总数（33篇）的1/5，而同一时期该刊本土作者发表的经验性研究论文的数量为0篇。这些文章尽管研究得还不够深刻，但与席勒等人的思路一脉相承，而且数量并不少，不应该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