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德锋，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哈尔滨　150080）。

　　【内容提要】冯小刚执导的华语电影《1942》是一部灾难片。影片通过对《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河南灾区采访和重庆救灾斡旋活动的视觉呈现，表达了一种理想的新闻伦理观和媒体的社会功能观。影片通过义务冲突、价值排序和多元对比等方法，突显了这一主题。《1942》所认同和彰显的新闻伦理基于70年前的历史事实，艺术地表现了新闻人在政治与人道、国家利益与新闻职业良知间的抉择。中国电影人的新闻伦理之思，对当下国力提升、日益介入国际事务的中国媒体及政府，乃至对于今天的西方新闻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1942》；新闻伦理；白修德；当代价值

　　影片《1942》于2012年底在国内公映，它是冯小刚、刘震云等人谋划19年并最终拍摄成功的一部鸿篇巨制。这部历史题材的史诗性灾难大片，通过再现1942年前后发生在河南大地的罕见旱灾，不仅发掘了人性的深刻内涵，还将旱灾置于抗战甚至整个二战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更具张力和震撼效果。而且，该片还对彼时的新闻报道、政府宣传以及媒体管制进行了精彩呈现，既以史为据再现社会现实，又以史为鉴启发当下之思。特别是在有关《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采访灾区、求索真相的部分，影片彰显的新闻伦理与媒体功能更令人感慨反思。中国电影人认同和张扬的新闻职业道德及其价值，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行为抉择与新闻伦理坚持

　　新闻媒体特别是《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对灾情的报道及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有史为据的。那时的蒋介石为亚洲战场上的战事忙得焦头烂额，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河南的大灾，是犹太人出身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等人的灾区采访和《时代周刊》的报道，最终迫使他下令救灾，以解救数千万民众于死亡之边缘。

　　在《1942》中，编导通过义务冲突、价值排序等方式，再现了白修德的行为选择及其高尚的职业品德。

　　（一）人道救援与新闻采访之间的冲突

　　在战场、在灾区，记者的新闻报道义务往往与紧急的人道救助义务发生冲突，并由此形成了一些长期争论难有定论的新闻伦理案例，比如有关凯文·卡特的《饥饿的小女孩》和爱迪·亚当斯的《枪杀越共》等。但在《1942》中，编导旗帜鲜明地选择了新闻伦理，用镜头彰显了记者的新闻职业忠诚及其重要价值。白修德深入灾区置身于灾民中间拍照采访，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之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次地举起相机，记录下敌机的猖狂和灾民的悲惨。就在他的身边，无数灾民被炸得血肉模糊，飞来的炸弹一瞬间夺走了一个男子的胳膊，影片中的白修德顾不上去帮助这个人，而是选择了新闻记录。然后他愤怒地拔出手枪，连连向空中的日军飞机射击。而此时接受他采访的中国军人也已经逃命去了，白修德拒绝了他们的掩护，毫不犹豫选择了战场和新闻。

　　白修德是为真相而来的。从重庆出发时，他就担起了寻找真相的使命，因为国民党政府高官们的话并未让他真正相信，河南的灾难是战争导致的人祸而非自然灾害和政府的无视。到了河南，在梅甘神父劝其返回重庆之际，在“一是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一是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追寻真相。晚上他只能栖身荒郊野外，在遭到灾民洗劫之时，他决然地放弃了粮食和借以前进的毛驴，本能地选择了自己的相机。

　　伦理学理论认为，个人品德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个方面构成。影片中白氏只身一人深入灾区和战场，正是出于他的道德认知，即新闻职业良知——寻找真相报道新闻进而预警社会。而忍饥挨饿出生入死的过程，更昭示了这位美国记者坚强的道德意志，正是这些高尚的道德品格筑就了他的这次新闻壮举。其后报道的发表和他在南京的奔走游说更揭示了新闻人努力的价值以及新闻事业的重要意义。

　　因为电影的镜头用事件的进展告诉人们，正是白修德不顾一切的职业坚持和新闻报道，最终触动了当局最高层，使国民政府最终不得不启动救助灾民的程序。影片由此彰显了新闻事业和记者新闻伦理坚持的重要价值，从而生动地回答了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冲突的问题。

　　（二）在报道新闻与社会斡旋之间

　　仅以一般公众的媒介素养也可推知，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服务社会。新闻界自身的定位也主要是通过报道新闻提供环境预警，引起社会舆论过程或者社会管理者的行动，从而发挥新闻界的社会功能，因此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新闻，进一步说是遵循客观性等专业标准向世界提供新闻信息服务。

　　但在《1942》中，白修德的行为却没有仅止于此。灾区采访的报道发往美国之后，他又成了反映真相甚至为灾民请命的进谏者，从而开始了在重庆的斡旋行动。他找过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高官，希望他们敦促政府开展河南救灾。在美国大使高斯、立法院长孙科、四川省省长等人那里碰钉子后，他又找到了于右任，并通过他见到了宋庆龄，由此终于见到了最高领导人蒋介石。

　　面对对真相心知肚明而又避重就轻的蒋介石，白修德以自己的真实拍摄，证实了灾区狗吃人的惨剧，最终迫使蒋介石低头，以铁一般的事实和有力的新闻舆论，逼迫蒋介石放弃私念并启动了国家救灾、社会募捐等人道主义程序。

　　社会斡旋是政治家的职责，白修德以一美国记者身份，搅动重庆官场督促高层救灾，看似逾越了记者的职责，而事实上这与记者的职业责任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新闻记者最终的职责是服务于社会公益，维护人类福祉。联合国新闻自由小组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就指出“职业行为的崇高标准，是要求献身于公共利益”。当然，日常的职业分工是新闻记者和媒体仅以新闻信息报道和传播活动来完成这一使命与责任。在关键时期他们挺身而出，直接去为公共利益奔走请命，这与记者服务社会公益的性质是一致的，因此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新闻业的伦理追求和价值追求。影片《1942》正是通过这一表层的冲突与实质上的统一，再现了白修德所恪守的高尚的新闻职业伦理。

　　（三）在新闻伦理与国家利益之间

　　事实上，《1942》还通过一定程度的新闻职业追求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彰显了白修德高尚的职业品德以及新闻事业的真谛。

　　第一，这种冲突发生在白氏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之间。白氏自河南灾区返回重庆后，心急如焚地奔走于重庆高层敦促政府救灾，然而驻华大使高斯却不为所动，不仅不施以援手，还正告他“这是中国的内政”。意思是虽然中美在二战期间是战场上的反法西斯盟友，但其国内事务乃至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却应不予理睬袖手旁观顺其自然。这种对比，恰好彰显了记者的人文情怀与政客的冷漠。白氏品格中蕴涵的乃是人道主义情怀，而政客则一切以所谓“国家利益”为上。

　　第二，对比还发生在白氏与美国特使威尔基身上。威尔基来华极尽荣耀，迎送仪式皆极尽华丽。威尔基本人也受之坦然，面对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面对抗战烈士们的遗孤，他却未表示出一丝的同情与抚恤。对于《时代周刊》报道的河南灾情也未见其提及与重视。影片的这种安排，同样在官员与记者之间形成了反差对比。而且，强烈的视觉反差也确实是该片一个引人关注思考的方面，比如迎送威尔基的场面、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宴会等，都与灾民的生活、灾区的凄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无论色彩与音响，都让观众有天堂地狱之感。深入“地狱”的是新闻记者白修德，流连“天堂”的则是威尔基与高斯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