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代民办报刊出版，较之于中国旧式邸抄京报，乃是一种新式媒体。它们在加快媒体自身变革的同时，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一重大转型，既是知识分子思想史意义上的一次价值转变，也是其社会史层面上身份、地位和角色的一次转换。报刊书籍日益成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彰显社会文

关键词：民办媒体; 士人转型; 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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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代民办报刊出版，较之于中国旧式邸抄京报，乃是一种新式媒体。它们在加快媒体自身变革的同时，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一重大转型，既是知识分子思想史意义上的一次价值转变，也是其社会史层面上身份、地位和角色的一次转换。报刊书籍日益成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彰显社会文化关怀的重要职业场域。

　　关键词: 民办媒体; 士人转型; 职业化

　　作者简介: 董琼( 1981－) ，女，湖北襄樊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报刊出版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是外国传教士“援西入中”的产物，较之于中国旧式邸抄京报，乃是一种“新报”。“新报”之新，不仅在于外观形式及内容，还在于资本构成及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惟其为“新”，知识分子在其开创的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言论空间”的基础上，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及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重大转型。

　　一、新式媒体与士人的转型

　　20 世纪初，《申报》曾对 19 世纪各界对报刊的态度作过粗浅的分析: 政府视报纸为败类，不齿新闻记者于士林; 官场对报纸的意见恐有发其履，深恶而痛忌之; 学界平时视报纸供消遣，作谈资而已，专留心考试时的试题及榜案;工商界对报纸的论说视若无睹，稍能读报者，不过喜看盗案、奸淫案之类新闻; 农民则不知有所谓报纸^［1］。19 世纪的报刊媒介还远不成其为一项知识分子事业。对更多的士人来说，所谓:“沪虽非孔道，而近来名流至者联镳接轸，特一至即去，如海鸥天雁，往稻粱乡谋食，饱即飞去。” ^［2］73科举仕途、官衙幕府、书院私塾、洋行商号，或是密集于城厢内外，卖字卖画，测字摆摊，才是他们的首选。

　　应当肯定，甲午之前中外文报刊的存在，对于传输近代西学新知、开阔大众视野、改变思维取向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总体而言，此时的报刊多系西方教会报，少数华资报刊亦多由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非支配地位的商人、买办等社会“边缘人士”所创办，属“边缘性报刊” ^［3］。和政治、经济权力的沦丧一样，社会的舆论权主要掌握在外人手中。陈炽曾从一个侧面指出这一现象的危害性: “各国报馆虽多，均其国人自设。……中国于已民禁之，于他人则听之，偶肇兵端，难免不曲直混淆，荧惑视听。”因此，他主张维护中国的主权，不许西人“再出华字报章”( 《庸书•报馆》) ，而且在他看来，中国舆论主权的重建，开始于 1896 年《时务报》的创办^［1］79。事实也确实如此。以《时务报》为开端，民办报刊为读者所欢迎的程度是中国自有新式报刊以来任何其他报刊无法比肩的，不仅得到上层官僚的青睐及推广，而且对士农吏儒等众多群体产生影响。据估算，《时务报》的直接读者约有 20 万人，间接受众则不下 100 万人^［1］24。张之洞也肯定道: “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 《劝学篇•阅报》) 另外据桑兵先生统计，1901 － 1908 年全国范围内华资民办报刊约占全部报刊总量的 2/3^［4］，其发展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尽管民报资本来源相对复杂，但其编辑经营权一般多由报馆经理、主笔掌握。这也就意味着报馆馆政与用人权相对独立，基本不受外界势力的干涉。就以《时务报》为例，据统计，自创刊至 1898 年上半年，该报共接受 98 人次的捐款，其中不乏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地位显赫的政府官员^{［1］180 －181}。但在具体发行过程中，始终坚持面向公众，宣传变法图存的思想。中国的舆论主权开始由国人自己掌握。

　　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以《时务报》等民报为载体，如果说甲午之前的士绅阶层尚处在传统向近代转变的不自觉阶段，那么战后他们由旧趋新的转变开始变得自觉。对有良知的士人来说，甲午战败不啻为精神上的强击。在经历了初期的种种痛苦、激愤之后，精神上的刺痛很快升华为对民族自强之路的理性思考，“洞明时事之流，已佥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言变法”^［5］204。由此一批觉醒了的爱国绅士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洗礼，自觉完成自身的转变。如汪康年原为张之洞的幕僚，甲午以后“见时机急迫，非可缩蓄”，于是主动辞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之职，协同黄遵宪、梁启超来沪创办《时务报》，继而同罗振玉、蒋伯斧等人创办东文书社，聘请《农学报》馆日文翻译藤田创峰为教习，招生肄习日文，开“翻译东文书籍，派遣日本留学生”之先河^［5］204。对这群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地位，并适应时代转型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选择媒体无疑打开了媒体“四面楚歌”的僵局，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透过媒介传播带动更多士绅阶层的转型。几十年后，有人对《时务报》的轰动效应，仍记忆犹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叙说: “《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除了有几位老先生，对于新学不敢盲从，说他们用夏变夷，但究为少数，其余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厌故了。” ^{［6］150 －151}

　　福柯曾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士人占据舆论主导，我们也不难从各大媒介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力，如《时务报》创办人汪康年、主笔梁启超，《国闻报》创办人严复、主笔夏曾佑，《湘学新报》编撰人唐才常、陈为镒，《湘报》撰述人谭嗣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张元济、蔡元培等等。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一文中指出: “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 ^［3］而这一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通过民办传播媒体得以实现。在洋务官僚直接控制的译书机构中，洋务官僚的指导思想理所当然地被作为译书宗旨。甚至具体选择什么书，洋务官僚也要过问。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初创时，徐寿、华蘅芳等力求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知识，打算先译《大英百科全书》，并寄信至英国购买。但洋务官僚只从办洋务的实际需要出发，“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 即百科全书) 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7］187 －188}。后来选译书便以紧要应用为主旨，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发言权。与此不同，在民办传播机构，知识分子被推到了报刊出版的前台，一跃成为社会及文化舆论的中心。如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从 1908 年开始投入，二三十位编辑，原打算编一二年，最后共编了四年，股东和高级职员啧有烦言。因为当时成本会计极简单，成本都按支出年份打入当年收支计算盈亏，不作账面财产盘存。投资期长的项目就影响账面利润，股东就要少分利润，高级职员当年就少分花红。但只要张元济不发话停，夏瑞芳就不说二话。到辛亥年底，全稿完成，经检查发现词语所引书证转录类书，有因循错误之处，这时股东等更不耐烦了，但张元济和具体主持编译所事务的高梦旦认为一不能不改，二不能停。直到 1912 年9 月中该字典问世，至 10 月 18 日，1 个月销出40 033部，馆内舆论方才平息。再经 4 年，《辞源》最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成。^［8］114民办媒体的传播氛围，为士人的转型提供了更多可能。

　　根据传播学理论，传播媒介的传播效果主要“取决于传播的知识和信念的性质，取决于知识和信念系统化与多样化的程度，以及取决于我们个人对作为一种信息来源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依靠程度”^［9］12。和官报的保守呆滞、简单粗糙相比，民报直接面向市场、面向读者需求，带动了报刊业整个面目的巨大改观，不仅采用“征文”、“来函”、“通信”等形式增加报刊与公众的信息互动，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多彩，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等，无所不有，尤其是关乎国家兴亡和民族命运的内乱外患、政治变革以及民间社会的实业发展、商情涨落、社会风潮、水旱灾荒、社会治安之类的消息，在报刊上占据了较大版面。此外，在编排上，不仅新闻报道、专栏通讯、外报摘译等一应俱全，个就其位，而且还开辟一些特色专栏，如《时报》之“时评”、《苏报》之“学界风潮”等，吸引更多读者关注。由此，报刊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传媒，开创出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成为社会大众传递信息、表达意愿、交流知识、沟通思想的言论工具。书籍出版也有这样的变化。有人估算，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全国至少有 40 家官办或民营的出版机构从事西书译印工作。其中，民营出版机构对整个时代出版内容的转向无疑具有推动作用。这一变化始于严复《天演论》的出版，介绍西学的历程从翻译自然科学为主逐渐转向以翻译社会科学为主，而商务印书馆是这一转变的最有力推动者。189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原富》一书，严复要求支付2 000元大洋稿费，还要 20%的版税。他后来的所有译著除《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是用以抵债外，都由张元济接受，商务出版，严复所得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稿酬，按 40% 抽版税。如果没有张元济，严复只有《天演论》一书能问世^［8］103。近代化，从思想观念层次上讲不啻为一种西化，而要实现更大范围的西化，自然离不开公共媒介的兴盛以及报刊媒介中所承载的现代思想的引导。我们在评论作者翻译之功的同时，不能忘记支持他的出版家的功劳。也正是在民办传媒产业的促动下，传播内容的现代变革无疑加快了知识分子转型的步伐。

　　我们也不能忽视由近代传播业所带动的教育革新对知识分子转型的巨大影响。众所周知，教育是催生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渠道，而教育的内容——涉及教科书方面的书籍则是形成新式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知识武器。尽管民办出版机构编写出版教科书有出于利益的考虑，但正如张元济在致蔡元培书中提到的: “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为必要。”回顾中国近代教材的革新，确实离不开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拉动。王云五曾谈到旧时民间编写与政府编写的问题。他说: “政府作事迟缓糜费，远过私人经营。民国以前，供给教科书者只本馆一家。苟无本馆，则全国教科书势非由政府自编自印不可。以曩者学部名词馆之成绩为例，恐一种教科书自编辑至出版，至少当其所适应之学制颁数年以后，加以官营业之推行不力，成本与售价之远过常率，则因此工具传布之迟缓与不广，间接上影响于学制之施行当甚大。”^［10］285当年的张元济正是秉承“以扶住教育为己任”的使命加入商务，而在他的带动影响下，注重教育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同仁的共同追求。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也是个富有教育思想和理想的人，他在商务印书馆曾主编过《教育杂志》，他认为: “教育得逞，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事盛矣。”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他就写作了数十篇关于教育的论文，倡导以教育为根本的主张。叶圣陶甚至认为开明书店的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老师们做的工作。我们跟老师们一样”^［11］59。应当肯定，像商务、中华、开明这样的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出版教科书的功绩是不容低估的，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出版教科书，由此带来对中国教育的直接推动，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谢冰心说: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12］312胡适也说过这样的话: “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什么学校更重要。”尽管培育人才，不仅仅只有教科书，其他和教育相关的方面也承担着自有的功能，但教科书最为直接，最为有效。

　　二、新式媒体与知识分子职业化

　　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士人的转型与知识分子职业化区别开来。事实上，在现代民办媒体的促成下，士人的转型与其职业化几乎是同一过程。周作人曾有一段话道及历来知识分子的出路: “除了科举正路之外，还有几路岔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 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就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13］64 －65}历史延续到近代，知识分子又多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投身于媒介。然而，由此把知识分子的职业化理解为媒体为其提供经济保障及社会认可，显然不足于有说服力。现代意义的职业化一般具备三个要素，即专业化的人员与专门职员、健全的职业组织体系和良好的职业环境。王建辉在《中国出版的近代化》中也提到: “在出版行业，知识分子职业化大致得有这样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出版能够为知识分子提供生存的机会与经济保障。第二，知识分子作为编辑出版家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第三，产业一定程度的成熟和编辑出版专业化的定型。第四，从业人员也就是编辑出版人职业意识、群体意识的形成。”^［14］56比较旧式邸抄京报，近代新式媒体不仅在于外观形式及内容，还在于资本构成及所承载的社会功能，都表现出更“新”气象，而惟其为“新”，知识分子在传播观念及职业意识的确立上也有个不断递进的过程。

　　首先是对媒介舆论的认识。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自然脱不开报刊、杂志、书籍等现代传媒。尽管自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就自觉不自觉地接触近代报刊，然而他们对媒介舆论的普遍认知要稍晚一些。1861 年的冯桂芬，尽管在某些观念上已冲破传统的窠臼，却没有勇气出版自己的著作《校邠庐抗议》( 四十篇) ，即使有人促其出版该书，他也执意不从。上海滩上只有他的手抄本流传，直到 1874 年他去世后，该书才由其子出版。冯桂芬可称之为早期现代化的理论家、思想家，却不是一个宣传家或舆论制造者^［1］19。较之于冯桂芬，曾游历西欧的王韬不愧为中国最早利用媒体舆论之人。王韬进行新闻、出版活动的时代，报刊出版仍相当困难，然而为传播新思想，他坚持创办第一份国人报刊《循环日报》，他还不顾经济损失和个人安危，毅然出版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和郑观应《易言》，包括《盛世危言》 ^［8］64。舆论需要公共媒体来造势，王韬正是认清了这一点，为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较之王韬，梁启超对媒体舆论的认知更为全面深刻。早在1896 年他就写作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著名论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耳目喉舌”这一通俗形象的比喻阐述报纸“去塞求通”的功能。1902 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明确指出: “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 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 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15］165 1904 年他在《时报缘起》一文中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仁以言报国之微志也。”^［16］338引进西方思想，“以言报国”，是梁启超办报的宗旨，也是他报刊思想的内核。紧随其后的革命党人对报刊舆论的理解更为纯粹。1905 年，孙中山在为《民报》所撰写的发刊词中提出，报刊实乃“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的“缮群之道”，“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17］288 －289}以报刊为“缮群之道”，既意味着传播新闻，更意味着生产与再生产舆论，媒体的舆论性在每代知识分子的参与下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更深刻的认知。

　　曾几何时，“立德、立功、立言”是传统知识分子终身追求的境界，如今投身于编辑出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失为一种新的“立言”方式。尽管知识分子对媒介舆论的热衷多少和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相通^［18］18。然而也正是透过媒体，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化思想的碰撞交流中，由表及里逐渐确立起自身的近代思想观念。“若夫舆论，则关于公共问题，自由发表，于社会有优势之意见也。其判断事物，纵非独立创造之见，亦必以自由意思而取舍。若受强制而服从于外，无意识而雷同于人，于此之际，其所发表不成舆论。” ^［19］15胡汉民1909 年发表的这段文字，大致揭示了公众舆论所具有的独立性、公共性、批判性等基本特征，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舆论“指的是有判断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的观点大体吻合。再比如对“自由”的认知，洋务时期，何启、胡礼垣就在《新政论议》中提到: “日报之设，为利无穷，然必其主笔者、采访者有放言之权，得直书已见，方于军国政事风俗人心有所裨益。” ^［20］177“放言之权”即指自由权，此时的知识分子对自由有具体想法，但没有形成抽象意识。及到维新变法后，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开始明确提出: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 ^［15］165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等到1908 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 “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均准其自由。”自由观念成为全民的自觉认同。

　　其次，媒介经济及消费观念的确立。它包括对媒体的经济性质、媒体的生产与需求、媒体市场与绩效、政府政策等的重新认知。传统社会，士绅阶层耻于言商。涉及近代化，媒体经济及消费却不容回避。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人的分野之一，就是前者有了商业精神。近代知识分子具有了较开阔的眼界，具有了对消费、市场之类新事物的敏锐性。一些知识分子更在文化与商业的融合中转化为文化商人与文化企业家。这是近代时势所赋予的一种进步。

　　近代化，离不开商业化和市场竞争，旧式报刊靠行政手段逐级强制发行，注重媒介的思想载体，而忽略其文化的商品消费。1952 年，张元济有《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一组 18 首七绝。其中一绝谈到光绪读书: “天禄石渠非所眷，喜从海客听瀛谈。丹毫不厌频挥翰，诏进新书日再三。”诗的小注说: “德宗喜读新书，尝以朱笔开列书单，交总署( 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别称，又称‘译署’) 购进。署中均以委余。时都中书店新书极缺。余因以箧中所有，并向知友乞借，凑集进呈。寒俭可哂。” ^［8］82北京历来人文荟萃，书坊林立，为何“都中书店新书极缺”?当时新书和期刊只是在洋药店、轮船局、洋行、信局里兼卖或个人代售，其发行推广受到很大制约。及到 20 世纪初，报刊出版广泛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方式，组织起各自独立又稳固的、便捷的发行渠道。一般来说，凡直接订阅者，本埠由馆中派人专送，外埠则由民信局、邮局寄递; 间接订阅者，本埠由报贩批购，外埠则由报社所设立的分馆、代售处、派报处等代销点代售。以《时务报》为例，该报创刊后，即注重发行，通过借助官方力量、运用私人关系推广，结合各地新组织、广设派报处等方式拓宽其发行销售网，发行量日渐攀升，创刊之初，每期销售4 000份左右，半年后增加到7 000份，一年后激增至12 000份，最多时达到17 000份，创当时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18］74。虽然不排除新式交通信息手段对媒介运营的刺激，但更为内在的是，报刊销售变被动为主动，背后流露出的正是知识分子市场竞争及消费理念的日益加强。报刊书籍不再只是单一的印刷物或单一的思想传播工具，而是变成了文化消费品，具有了近代商业性质。

　　涉及知识分子职业化，其自身市场经济意识不容忽视。版权制的实行便是明证。版权思想在宋代已出现，但它保护的对象主要是刻板者( 出版者) ，对著作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则不甚关心，作者也未能积极主动地争取本该享有的这份权益。直到 20 世纪初，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从西方引入了版权保护的思想，并试用于自己的著作。1903 年严复与商务印书馆订立《社会通诠》出版合同，成为我国版权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出版合同，同时也是一部极具现代意义的版税合同。如果说严复的开创意义表明了经济权利开始在著作者与出版家之间形成共识，那么清政府于 1910 年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则进一步表明与现代媒体密切相关的经济观念日益变成大众的自觉认同。

　　此外，群体与媒体组织观念的加深。1952年，在商务度过 65 年岁月，已届晚年的张元济告别同仁，赋诗相赠: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张元济在诗中道明了商务与知识分子的双向关系，换一角度思考，也即“机构”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人才群体自古有之，然而群体与媒体、机构的结合却始于晚清，特别是甲午之后。有研究表明，近代报纸的前身邸报与士大夫结社大有关系。但这并不能看作是近代意义的机构与群体关系，不仅“社”、“会”本身大多是诗酒酬唱的“学艺”团体，并非现代意义的机构团体，而且群体的观念也相当松散。只是到了甲午之后，受严译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等新式知识分子才逐渐萌生“以群为体、以变为用”^［21］3的思想，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群与学、群与强、群与治、群与变、群与会的关系，认识到合群是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实现自强的有效手段。而合群思想一旦与报刊出版等具有公共性的传媒密切结合，知识分子不仅实现了自身文化心理和社会人格的转型，而且促成了群体内部新的整合，最终使自己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阶层。

　　群体与媒体、机构的结合，发展最好的莫过于以张元济为中心的“商务人”群体。曾在商务工作过的陈叔通评价商务时说过: “在商务诞生之前有书商无文化价值，商务诞生以后引起很多文化出版家，这是商务开风气的作用。”^［22］131商务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巨大转型意义就在于它开创了由具有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牢固地依托实业机构来从事文教事业、改良社会这个先例，而这一点无疑是张元济入馆后形成的。张元济的加入，为这个群体赋予了一种文化人的粘合力，为这个社会群体做了更近代化的改造。他主张“仗群才”的人才思想，把合群和爱国并列，“于合群爱国三致意焉”，结成相对稳定的以出版救国为中心的文化群体机构。正是张元济的吹箫引凤，使得名不见经传的商务印书馆发展为拥有大量人才的近代著名出版机构。也正是以商务印书馆为人才母体，又培育出了如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众多出版机构和出版人才群体，最终带动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整体兴盛。

　　近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等更深层次的转化，这其中现代报刊媒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兴起，对中国文人的塑造和改变是全方位的，促使他们走出象牙塔和故纸堆，步入社会，成为城市中以文谋生的职业文人即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先驱^［23］131。他们在沐浴西方文化洗礼、自觉投身近代媒体之后，逐步由充当帝师王佐的传统型角色转换为传播和创造文化的近代型知识分子，而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次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通过新式媒介，传统士人转变为面向公众发言、启迪民智、鼓动民心的近代知识分子，他们的满腹才情和济世关怀获得新的表达空间，报刊书籍成为他们实现人生理想，彰显社会文化关怀的重要职业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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