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A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Ethical Orientation of Disaster News Reports in China

　　【作者简介】刘海明，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新闻系主任（四川　绵阳　621010）。

　　【内容提要】新中国的灾难报道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灾难报道经历了建国后十七年、“文革”时期和新时期三十年以及汶川大地震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灾难报道都有与之相应的伦理取向，这些伦理取向既有符合伦理精神的地方，也有缺乏人性关爱甚至荒诞的成分。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灾难报道的伦理取向朝着逐步理性和人性化的轨道演进。梳理并分析灾难报道伦理取向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国灾难报道伦理的规范化演进，构建专业的伦理体系。

　　【关 键 词】灾难报道 伦理取向 历史演进 Disaster news reports/Ethical orientation/Historical evolution

　　建国后十七年间：政治痕迹明显

　　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十七年间，各种自然灾害考验着这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国度。这期间，媒体上的灾难报道并不多见。不是同时期发生的自然灾难次数少，而是灾难报道受制于相应的新闻制度和伦理取向，被打上了明显的政治印记。

　　1.战时逻辑与灾难报道

　　长期的革命战争既是新中国的“助产士”，同时也孕育了当代中国的不少新传统，其中就包括新闻报道的规章制度和新闻报道的伦理取向。

　　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战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解放区还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拟态环境的舆论，很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因此，对战时舆论的适度控制便显得很有必要。基于战时的考虑，“党和当时的解放区政府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上采取的是严格控制的政策。1948年《人民日报》前身华北《人民日报》的一次关于灾害报道的新闻受到当时中宣部的严肃批评，因为“只罗列了一些地区的灾区的现象，没有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没有进行引导，不利于鼓舞斗志”[1]。

　　战时逻辑下的灾难报道，从信息自由流通伦理的角度打量属于“恶”的范畴，但这种“恶”却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必要的恶”可以视作意志的善，有利于稳定解放区的民心，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可以说，在历史的问题框架内审视新中国成立前战时逻辑下的灾难报道机制，符合政治伦理的正义原则。

　　战时逻辑的阶段性非常明显。就纯粹的报道而言，战时的新闻管制是必要的“恶”，战后继续实行管制政策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国家管理者的角度看，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战时逻辑的彻底退役。新生政权的稳定需要一个过程，战时逻辑也就有其相应的延续性。新中国诞生初期，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均不允许完全按照正常的程序来治理国家。灾难报道沿袭解放战争期间的管理模式，也就顺理成章了。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主管部门给各地新闻机构下发了关于救灾应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一般认为，这个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过多地报道灾情，可能会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同时给帝国主义反动派夸大我国灾情，进行挑拨、造谣的借口”[2]。

　　“合理”是相对的，它包含有具体的条件限制。建国后灾难报道中沿用战时逻辑，其伦理取向有其合理的依据。需要申明的是，该阶段的战时逻辑属于假言判断的逻辑，其前提是猜测，不具有客观实践性。如果说建国初期战时逻辑约束灾难报道自有其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以后较长时间里继续沿用这种逻辑媒体对灾害事件的报道，战时逻辑之“必要恶”的部分被放大，“必要恶”则演变成了纯然的恶。这样，运用战时逻辑左右灾难报道，其伦理取向的主观意味成分偏重，客观的危害多于其原有的积极意义。

　　2.集体逻辑与灾难报道

　　新中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学说上。社会主义理论强调集体与理性，集体逻辑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以体现。在新闻报道政策中也得到体现。在涉及到灾难报道时，一是限制灾情报道的数量，二是将报道重点转移到集体力量的强大。客观而论，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国家这个最大集体的力量相当薄弱，新闻主管部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要求灾难报道弘扬集体主义的主旋律，旨在激励民众不畏艰险，迎接挑战。可见，集体逻辑主导下的灾难报道伦理有其合理的地方。

　　集体逻辑植根于对集体主义的渴望和崇拜，然而，“集体主义者哲学的内在矛盾之一是，虽然它将自身建筑在个人主义所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但它只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集团里行得通。”[3]集体逻辑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3]157

　　集体逻辑主导下的灾难报道伦理取向，因片面强调了集体的作用而牺牲了个体的利益。对于海啸、地震这种客观的灾难，灾后的救援和重建则仰仗人类自身的协调解决。救援和重建离不开信息的流通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后者匮乏的情况下，及时的灾难报道可以向外界通报灾情。就史实的角度而言，建国初期集体逻辑下的灾难报道政策，偏重了国家利益，忽视了个体利益。应该承认，对国家这一最大集体的利益重视过多，而对灾区这一集体的利益照顾不够，缺乏应有的人本主义关怀。虽然集体逻辑可以看作“战时逻辑”的延续，但它和战时逻辑有着本质的区别，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所致。

　　3.胜天逻辑与灾难报道

　　自然灾难属于天灾，如何对待天灾则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建国以后我国灾难报道伦理表现出来的特殊性，系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讲，这种结果应该与某种误识有关。这就是一度被广泛宣扬的“人定胜天”理论。

　　“胜天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乐观主义，相信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乐观主义是人类生活的润滑剂，是人类幸福感的辅助力量。不足在于，这种逻辑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扩大到不恰当的地步。因而，胜天逻辑在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客观来说，胜天逻辑和中国传统的“人定胜天”成语在语义上没有关联，是那个时代曲解了这个成语。“人定”意为“人的谋划”，也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具体实践；“胜”则应理解为“比……更为重要”。“人定胜天”，意指人类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比依赖于上苍的摆布更重要。厘清“人定胜天”含义，即可明白毛泽东并没有用错“人定胜天”这个成语，而是宣传部门的曲解所致。也许正是这个历史的误会，一度改变了灾难报道的伦理取向，让灾难事件避开公众的视线，造成形势大好的繁荣假象。

　　胜天逻辑主导下的灾难报道，乐观主义情绪化的宣泄湮没了灾难造成的悲剧和损失。1961年是我国3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翻开当时的报纸，关于具体灾情的报道却很少，多是反映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灾救灾，自力更生，发展生产。[4]即便偶有关于灾难事情的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概括当时我国关于灾害报道的观念是：“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5]

　　胜天逻辑使灾难报道伦理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制造的是一种虚假的社会景观。这种逻辑不是哪个人制造的产物，属于典型的“集体创作”。在这样的语境下，灾难报道伦理所欲求的是盛世情怀，即便在大灾大难当头，无法完全回避尴尬的灾情现实仍力图掩饰灾难事实。“在断定某一种行为作为得到‘某一种效果的手段来说是善的’的伦理判断之中，没有一个是普遍真实的，而且，许多伦理判断尽管在一个时期一般是真实的，但在另一些时期却一般是荒谬的。”[6]

　　　4.宣传逻辑与灾难报道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新闻和宣传的界限模糊。特定的宣传欲求，塑造了特定的宣传逻辑。灾难当前，即便灾区再需要媒体的及时报道，宣传逻辑主导下的灾难报道伦理取向也不得不服从所谓的“大局”。负面情况不作具体报道，报道负面情况讲究“舆论一律”，成为那个时期宣传逻辑的具体写照。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曾提出“新闻”、“旧闻”、“不闻”的新闻报道原则。这个“三闻”原则，实际上属于“舆论一律”的细化。在这样的宣传逻辑主导下，特别注重新闻的宣传价值，强调“不是任何灾害的情况都可以当作新闻向全国报道的，这要根据国内外全盘斗争的利益，要看灾情大小、受灾时间长短、受灾地区重要不重要，以及它对国家和人民生活影响大小来决定，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时机，决定讲什么不讲什么，如何讲法。”[7]“在强敌包围、四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在新生政权比较脆弱、国内矛盾相对比较尖锐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稳定度的要求更为强烈，这在当时是必须必要的，是可以理解的”。[8]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这一时期，我国对于突发灾难事件报道强调用正面于法处理灾难新闻，肯定人的战斗精神，注重终极性的抗灾成绩而不重灾情，可以从当时的宣传逻辑中寻求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级地震，死亡八千多人。地震第二天，周总理即赶赴灾区慰问，之后又两度视察，媒体给予较及时的跟进报道，其侧重点虽然仍是“人定胜天”，毕竟已经显示出灾难报道伦理演进的印记，“不闻”的成分在减少，灾难报道伦理的欲求开始向常态回归。尽管这仅仅是昙花一现，但历史的进步却不容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