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炯近照

张炯所获鲁迅文学奖奖章

　　“张开双臂赴戎机，炯目研修文与诗。”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炯，少年从戎，青年学文修艺，后从事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文学史家。他迄今已出版论著20余种，编有《张炯文存》10卷。主编有《中国文学通史》12卷及其他著作上千万字。82岁高龄的他，目前仍笔耕不辍，论著不断，今年还出版35万字的新著《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一书。

　　八月一个闷热的午后，记者依约来到中国社科院位于北四环外的职工宿舍采访他。这间位于一楼的三室两厅，进门就是满眼的书籍，每个房间，包括两个阳台、过道都摆满了书柜，甚至床底下也摆满了书籍，彻底被改造成了大书房。张炯喜欢在这里阅读、工作，与友人交谈。

　　在四壁摆满了书柜而略显拥挤的客厅，在袅袅的茶香和书香中，这位须发皆花白的老人与记者兴致勃勃地聊了3个多小时。他的记忆力甚好，特别喜欢谈战争岁月，似乎仍历历在目。他总谦虚地说，自己是从战士成长为学者，道路坎坷，所以更要努力。

　　从编写中国文学史走上学术研究道路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感兴趣？最早的文学作品是什么？

　　张炯：小时候，父亲外出抗日，我随母亲住外祖父家，他家藏书很多，不但有《左传》、《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三国演义》及鲁迅、冰心、丁玲、王鲁彦等的选集，甚至还有线装书《二十四史》等。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也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兴趣。

　　我最早发表的一篇评论发表在1948年12月的地下月刊《骆驼》上，评的是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当时我念福州三一中学高一，朋友中有两个地下共产党员，介绍我参加编辑这个刊物。后来又介绍我入党，1949年春被派到农村搞武装斗争，成了游击队员，直到跟解放军会师。

　　1951年我调入福建军区的机关工作，因为生活相对安定，又有图书馆，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借阅书籍阅读。期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可以说多少打下了学文学的根底。

　　记者：1955年，您考入了北京大学文学系，在大学期间您写的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校办的文学刊物《红楼》创刊号头版头条发了，很受欢迎，刊物销了4000多册。当时是不是更想当个作家？

　　张炯：是的。我原来就想当作家。所以报考新闻专业，希望当记者更多接触社会生活，利于当作家。但我拿到录取通知晚，到学校报到时，才知道先到学校的同学谢冕帮我改了文学专业。他说，文学专业比新闻专业拥有更多知名的教授（笑）。

　　《千树万树梨花开》是我写的短篇小说，《红楼》还因此吸收我当编辑。北大百年校庆，编辑纪念文集《北大风》还把这篇小说收在里面，与胡适、俞平伯等名家的作品排在一起，倒是我当年料想不到的。

　　记者：那您是怎么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您能谈一谈吗？

　　张炯：1958年大跃进时期，学校动员学生批判老师教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我们1955级同学认为，与其去批判老师的观点，还不如利用暑假期间自己写一部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文学史。当时费振刚和我被推举任编委会正副主编。大家奋战36天，以大跃进的速度写出了80万字上下两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支持，出版时封面印成红色，被称为红皮文学史，学校列为科研两大成绩之一，陈毅元帅还写信表扬我们。

　　但书中观点有些“左”和简单化，对历史名人否定较多，所以1959年学术界讨论文学史书写时，受到何其芳和周扬的善意批评。我们觉得有道理，决定重写。这就是1960年出版的四卷本12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被称为黄皮文学史，并被教育部定为大学文科教材。

　　这两套书编写过程中，我除了参与近代文学部分的撰写和全书的审稿、改稿外，全书的《绪论》和《结束语》也是我起草的，初步锻炼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

　　不过，大学毕业时，我还没有打消当作家的梦。我填写的志愿中，第一志愿是听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志愿是到报社当记者，第三志愿是到作协的刊物《人民文学》或《诗刊》当编辑，主要就是想去搞创作。但因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有优先录取权，我与十多位同学被所长何其芳挑中。当时文学所名家荟萃。我先被分配到美学家蔡仪当组长的文艺理论组，参加他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当时文学所，还有唐弢主编的《现代文学史》，余冠英主持的《中国文学史》。这三套书都是当时周扬亲自领导编写的大学文科教材。

　　由此，我只能走上了文学研究之路。

　　记者：您上世纪80年代参加编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97年你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等都是巨著。后来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12卷更是我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座丰碑。您能介绍一下吗？

　　张炯：80年代文学所很重要的一件工作是组织编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这是我国首次编辑出版《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主编是周扬，现代和当代文学部分由王瑶、朱寨负责，我和谢冕、郭志刚协助朱寨。到了新世纪，《中国大百科全书》要出第二版，住医院的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找我和傅璇琮担任副主编，我负责起草了《中国文学》这一大条。

　　1997年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是我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组织两个所和所外的百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大项目，由我和邓绍基、樊骏任主编，首次把各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港澳文学纳入编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发式上，钟敬文、马学良、朱寨、费振刚、严家炎、谢冕等文学史专家都给予肯定和鼓励，也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修改、补充的《中国文学通史》由我和邓绍基、郎樱任总主编，共12卷600万字，成为中国社科院推出的重大科研成果之一。这部通史从古代贯通到当代，扩大了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研究的许多空白，资料更加翔实丰富，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运动的评价也更求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