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司马伋告身》与《吕祖谦告身》，是大陆首次公开发布的宋代告身。宋代的告身，也叫告命、诰命、官告等，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官员委任状，宋代存世的实物文书量少，至于告身原件更是寥若晨星。此次公开发布的两份南宋外制告身，与元丰改制前司马光的外制告身，为研究宋代官员除授程序的变化，提供了足资比较的实物史料。

《司马伋告身》

　　宋代告身说略

　　2015年匡时春拍最抢眼的拍品，无过于南宋《司马伋告身》与《吕祖谦告身》，这是大陆首次公开发布的宋代告身。

　　宋代的告身，也叫告命、诰命、官告等，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官员委任状。一般人习惯把皇帝发出的文书都叫圣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宋代而论，就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有圣旨、诏书、敕书、御札、手诏、御笔、指挥、册书、制诰等。这里，不可能逐一介绍其功能与体制，只说与告身有关的制诰。制诰是制书与诰命的合称。具体说来，宋代制书，一来用于颁布大赦、德音等宥恤文告，二来用于对皇帝的重要亲属与宰相、使相、节度使等高级官员（一般正三品以上）的拜罢官职或封赠勋爵。而宋代诰命，则是以皇帝名义颁给一般官员任命、迁转、封赠的凭证。制书是翰林学士在内廷起草的，故也称“内制”；诰命是中书舍人在外朝起草的，故也称“外制”。颁布内制制书，例行朝堂宣读的仪式，以示庄重；而外制诰命降出，则在宰执审定后转入常态政务渠道。尽管两者最终都作为任命封赠的凭证颁给除授者本人，但内制显然礼尊体重，其规格高于外制。内制官告也称制授告身，外制官告也称敕授告身。由此可见，所谓告身，就是指内外制（即制诰）中那些仅仅与任命封赠有关的部分。

　　然而，告身作为委任凭证，其制书的制词与诰命的诰词还只是主体性文词，唯有经过有关官署与官吏的誊录、系衔、批转、书押、制作，才最终成为颁下的告身。由此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告身，须由两部分组成，它虽以制词或诰命作为文词主体，但还应包括文书运作中必不可缺的附属内容。宋人文集中保留了许多制词与诰命，都是作为文学作品由本人或后人编入的。这些制诰大部分事关告身，其文献价值不言自明，但限于体例或篇幅，编者不仅删去了其作为政务文书在运作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即便作为主体性文词，也往往省略了篇首与结尾的套语，这对研究告身的文书运作留下了明显的遗憾。

　　相比唐代有敦煌吐鲁番文书大量发现，宋代存世的实物文书相形见绌，至于告身原件更是寥若晨星。据目前所知，唯有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司马光拜相告身》、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范纯仁告身》与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藏《司马光告身》等。2005年，在浙江武义一南宋墓葬中，发现了一个名叫徐谓礼的普通文官的随葬文书。后经鉴定列为国家一级文物，2012年编为《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墓主告身录文十份，而四份则是完整的录文，尽管只是副本，对研究宋代告身仍有弥足重视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

　　在上述告身中，《司马光拜相告身》与《范纯仁告身》，都是元丰官制后除拜宰相的内制告身；另一份《司马光告身》则是元丰官制前司马光授任史馆修撰的外制告身。这次公布的《司马伋告身》与《吕祖谦告身》都是南宋的外制告身，即敕授告身，若将其与《徐谓礼文书》中四份完整的告身录文相互对勘，体制格式完全相符，通过两种文物的比勘印证，也足以佐证《徐谓礼文书》是严格按照告身原件的固有体式录副的，这也坐实了《徐谓礼文书》作为实物文献的总体可信度。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推行官制改革，宋代官僚系统在其前后的建构编制与运行规则有诸多不同，这两份南宋外制告身与前述元丰改制前司马光的外制告身，也为研究宋代官员除授程序的变化，提供了足资比较的实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