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做中国哲学的目的是向现代中国人首先是知识界，揭示经典与现代生活的关联，让它的仁爱、智慧与优雅的品质，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力量。这才是我们经典哲学工作者应当首先致力的事业。

　　时下关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或者中国哲学在世界登场的呼声，不只是中国学者的心愿，西方汉学界也颇有呼应者。

　　经典的译介是一种“跨越”

　　事实上，中外文化交流已经形成源远流长的传统。先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土，又有中国儒学和佛学传至东亚，近世以来又有中、西经典的互译。把这种经典的译介表达为“跨越”的话，这种跨越往往是双向的。但大多数读者或学者，具有感受的单方面，即其他经典对本文化跨越的经验，而非相反。例如大多数中国经典文化研究者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经典进入西方的体会。只有极少数学者，才有这种跟他们所翻译的经典一起进行文化跨越的经验。20世纪的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翻译文化。首先是西学译为中学，接着是古学译为今学。现代中国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能够从大量西方经典的中文译本中，学到西方重要的经验与知识，同时也感受到这种经典的跨越对塑造现代中国文化的作用。例如，中国哲学学科，就是在西学的影响下形成的。

　　回味这种经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压力感。我们在受惠于西学的同时，很少有对西方进行文化回馈的努力。对“走向世界”感到欢欣鼓舞，实际是在释放这种压力感。如果我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毫无动人之处，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你的发言。但是，如果你真有实力，酒香不怕巷子深，是用不着高声吆喝的。了解西学能在中国流行的背景，是因为这些典籍或知识对解释或塑造现代西方文化的巨大作用，我们就会知道，经典在本土文化上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它能否跨越到他种文化的基础。而经典是否在现代中国仍有活力，是“五四”以后很长时期存在的问题。虽然今天对之持肯定态度者越来越多，但如何焕发其生命力，则是文化在古今之间“跨越”的工作。今日的经典文化工作者，承担的正是这一任务。

　　发展与生活经验相关的诠释之学

　　表面上看，在中国传统内部，经典向现代的跨越，主要是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化的注译工作。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意义的理解，包括经典与其产生或起作用时代关系的理解，及经典观念的现代社会意义的理解。后者一般得到比较抽象的肯定，但深入而有说服力的研究相对不足。而这种不足会导致经典与现代关系的脱节。如果我们的经典没有影响现代文化的能力，则向他种文化的传播便会缺乏动力。其实，中国以外有经典文化的不只是西方，但西学对中国的影响力远超其文化，究其原因，不是其他文化传统的经典与现代生活关联不大，就是其塑造的生活方式对我们吸引力不够。有鉴于此，我们的经典研究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注疏之学，也不能偏向于通往西方的格义之学，而应该同时发展出与现代生活经验相关联的诠释之学。后者对于中国经典向他种文化的跨越，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可能有更长远的影响。

　　我们应反思经典思想如何从传统的注疏之学，转变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它在塑造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中正反两面的经验。与一般先有哲学然后再有哲学史的常规次序不同，在近代中国，是先在西方哲学的启发下，通过对古典思想观念的重新叙述，从而建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而叙述哲学史的原初动机，不是为了推动哲学创作，而是为阐明中西文化精神的不同。是比较文化以至比较哲学的努力，才促进中国哲学史的产生与发展。其基本叙述套路，就是格义式的“中国的X相当于（或优于、或不如）西方的Y”。这种教科书式的作品，多从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既肢解了经典的整体意义，也不能揭示其所关注对象的思想内涵，没有呈现好经典传统中精彩的一面。

　　做中国哲学揭示经典与现代生活的关联

　　新的诠释之学，应当致力于做哲学。现代学者如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均是“做中国哲学”的先驱，他们通过抽象概念演绎建构起形而上学。不过，他们的传人多数回归注疏或格义之学。我们应当继承前辈做哲学的精神，但不必重复其具体轨辙。在思想资源方面，应贴近经典文本，从古典生活经验中获取题材与灵感，挖掘事物的深层意义。同时，还可以探讨那些古人津津乐道，但现代教科书置之不理的意识经验，如惑、耻、报、不忍等等，丰富我们对古典道德人格及其培养方法的理解。新儒家的哲学理想和道德形上学，抽象的概念结构，不是大多数人的经验所能企及的。

　　哲学的普遍性是逻辑的，但也应是经验的，两者可以相通。从经验现象入手，是试图把宏大的思想图景，分解为一系列目标明确、具体的观念展示程序。犹如欣赏风景，在高空鸟瞰与在景物中穿行，其意义能够相通，但不能互相代替。观念的风景在观赏者那里，可以比现实的景色更美丽。不同的论题之间，能够会通固然完满，但独立存在的意义也不应抹杀。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描绘一道思想的风景线。当然，这种类似兑换小额支票的哲学论述，不是面对前人的思想遗存发感慨，它同样需要思想技能的训练。既包括经典的释读能力，也包括观念的证成技术。文本、经验、想象力与推理的运用，缺一不可。哲学方法不是经验科学的方法，它如果有规范作用的话，充其量只是帮助阻挡次品的出笼，而不能保证精品的诞生。因此，这种创作是思想的艺术，每一篇成功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做中国哲学”，这个表达结构是维特根斯坦的“做哲学”（do philosophy）的衍生形式。它强调的重点，一是区别于只述不作的哲学史论述，一是追求“做”出它的中国特色。“中国哲学”有经典哲学与当代哲学两层含义，前者就其包含经典文化与思想经验而言，后者则是时间概念，前者也包含在后者中。因此，经典中国哲学是否有力量，还取决于它与其他当代哲学的竞争能力。至少它得令人信服地显示，经典思想对现代精神文化具有独特的解释与塑造功能。

　　我们正在迎来复兴经典哲学的难得时机。原因不只是我们的社会比过去更有活力，还在于我们愿意改变“五四”以来对传统的傲慢的态度，以及更重要的，我们累积了向西学学习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做中国哲学的目的是向现代中国人首先是知识界，揭示经典与现代生活的关联，让它的仁爱、智慧与优雅的品质，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力量。这才是我们经典哲学工作者应当首先致力的事业。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