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份收藏于贵州省图书馆的《代管〈四库全书〉档案》修复完毕。这份档案共273页，记录了抗战中浙江、贵州两省人士共同倾力保护文化瑰宝——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传奇往事。

　　从西子湖畔的文澜阁到山城贵阳的地母洞等地，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颠沛流离，又“完璧归杭”。在危难时刻，一部书的命运见证了一群人乃至一个民族保护文化瑰宝的拳拳之心。

　　九年六迁 文澜阁书渡尽劫波

　　“江南三阁，文澜独存”。寥寥八字，道出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磨难，却留存于世的特色。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别藏于南北方七座藏书楼，文澜阁即为其中之一。19世纪60年代，江南三阁均惨遭兵燹。镇江与扬州的两部《四库全书》皆被毁；文澜阁也遭遇阁倒书散的劫难。后经同光间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与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三次补抄，大体完备。

　　为抢救、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一批浙江文人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毁家护书。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童圣江介绍，丁氏兄弟为收购原书和补抄，几乎把自家财产都抵押进去，几近破产。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将罪恶的魔爪伸向江浙一带。面对日益恶劣、严峻的局势，在馆长陈训慈的领导下，浙江图书馆职员赶制木箱，准备迁书。8月1日，全馆职员齐集孤山文澜阁，点书装箱。3日深夜，装箱完成，共计有《四库全书》140箱、善本书88箱。4日，这批珍贵古籍在护送下开启漫漫征程：一迁富阳，再迁建德，三迁龙泉，四迁贵阳张家祠堂，五迁贵阳地母洞，六迁重庆青木关，9年时间，辗转浙、闽、赣、湘、黔、川6省。

　　这一路不仅路途遥远、资金缺乏，还要面对敌机空袭等困难。为转移、保护这部《四库全书》，陈训慈费尽心力，奔走呼号。同样牵挂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危的，还有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竺可桢日记》中屡屡出现关切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文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杨斌介绍，竺可桢在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运力紧张之时，伸出援助之手，协助迁移。从此，竺可桢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西迁结下了不解之缘。

　　迁移途中，护送的工作人员舍生忘死。1938年，毛春翔在乘汽车护送古籍前往福建时，车不幸翻入江中，他顾不得疼痛与危险，与百姓一同把11只落水的书箱打捞上来。

　　1946年，这套《四库全书》从重庆运回杭州文澜阁，结束了9年的艰辛苦旅。次年，毛春翔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中写道：“此次倭寇入侵，烧杀焚掠……阁书颠沛流离，奔徙数千里，其艰危亦远甚于往昔，八载深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

　　文澜阁《四库全书》早已被侵略者觊觎，若未能及时转移，将难逃被掠厄运。据日本学者说，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曾于1938年2月22日派9人到杭州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但由于该书已转移而扑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