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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法治政府，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作为法治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司法在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

　　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地位特殊，国家部委多、行政机关多、行政诉讼案件多。近年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大力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和司法建议，打造“依法行政教育基地”，在严格司法、公正司法中倒逼政府依法行政。

　　2014年7月11日，一场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坐在被告席上的，是西城区区长王少峰。“区长出庭应诉”很快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以前‘民告官’是‘告官不见官’，行政机关一般会委托律师全权代理。现在，行政机关相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越来越多。”主审法官告诉记者。

　　近年来，北京高院大力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和司法建议，打造“依法行政教育基地”，在严格司法、公正司法中倒逼政府依法行政，促进了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

　　出庭应诉

　　让领导干部“出出汗”

　　在行政诉讼中，长期存在诉讼难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告官不见官”，这既不利于矛盾纠纷的化解，也不利于纾解原告与行政机关的对立情绪。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长期不出庭，容易对违法行政的后果心生麻木，产生“败诉了反正不丢自己的脸”的心态。

　　对此，北京高院大力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诉讼中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

　　“防止行政机关‘一托了之’，一靠倡导，二靠约束。”北京高院副院长吴在存说，对确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法院行政庭于开庭7日前发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建议书》，如果最终未出庭，法院将通报政府法制部门。

　　仅仅是通报，有用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吴在存介绍，北京市、区两级行政机关法制部门均已将行政应诉工作纳入考核指标体系。这种通报的“硬约束”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这样做成效如何呢？据了解，北京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出庭的占总数的99%以上，“告官不见官”的现象基本消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数量也大幅增长。其中，平谷区行政机关负责人三年来出庭应诉行政案件118件，出庭应诉率达到60%。

　　曾于2011年开创北京全市区长出庭先河的时任平谷区区长、现任平谷区区委书记张吉福对记者说：“出庭应诉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学习法律、熟悉法律、掌握本机关执法情况的好机会。带头上法庭，让大家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形象，有利于赢得群众信任，维护法治权威。”

　　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不服民政部行政处罚决定案中，上诉方、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曾华群也感慨，“官员出庭应诉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政府部门对民间组织诉求的重视，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