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篇文债，我先前是答应过《青年学术评论》主编沙先生，早点写出来，对于其的“商榷”给出一个答复（讨论性质的），而却因为其他事情，久久没有提笔。在此，表达我对学术讨论与沙先生的歉意。

　　在学术界，所谓有争论是好事，就怕没有争论，而不利于“越辩越明”。既然有对我文章《“弱者的武器”何以失效》（该文最初发表在我在爱思想的文集里，全文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82.html，2012年6月9日。随后被收录到了2013年8月出版的拙作《被围困的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想象与乡村理解》里，第203—205页）有质疑，那么我就应该给出我的思考和答疑。这是一个本分的事情。

　　首先，对于沙先生提出的疑问（2014年5月10日），全文复制如下：

　　但我以为，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弱者的武器失效了——注），仍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1）“弱者的武器”（“weaponsoftheweak”）本身是一个策略性的反抗，这里的服从是否意味绝对的服从，还是说只因研究者尚未发现服从背后的反抗？如果是这样，不仅不能贸然得出失效的判断，反而又陷入了Scott批判的逻辑陷阱；（2）“弱者的武器”的内容是丰富的，在Scott看来，意识形态也是这些武器中的一部分，如流言、起外号等。它们同样可以销蚀这些乡村混混的合法性。

　　而他对于我的观念的提炼，大致如下：

　　他（指我—注）认为，当基层政权被混混所侵蚀之后，农民便不能再以“拖拉”，“开小差”，“偷盗”等行为方式进行抵抗。很有意思的是，当这群混混当权的时候，用暴力去进行统治时，农民往往“服服帖帖”，而其之所以能用暴力的形式进行“统治”便在于其政权本身就“非正当性”。反之，当正当性的权力进行“税收”，“农村建设”时，农民往往并不害怕用其自身的“身体暴力”进行抗争。

　　其次，在差不多3年以后，通过更多的文献的阅读和调查经验的积累，再来对文章中的观点进行窥察的时候，可以证明的是，原先的观点依然没有错误。

　　我们可以回头来看，在《“弱者的武器”何以失效》中，原文是这样说的：

　　但是，为何笔者在此怀疑，抑或是直接性的质疑“弱者的武器”失效呢？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无需“小心的求证”，因为在研究“乡村混混”这一块的学者早已点明：当基层政权被混混所侵蚀之后，农民便不能在以“拖拉”，“开小差”，“偷盗”等行为方式进行抵抗。很有意思的是，当这群混混当权的时候，用暴力去进行统治时，农民往往“服服帖帖”，而其之所以能用暴力的形式进行“统治”便在于其政权本身就“非正当性”。反之，当正当性的权力进行“税收”，“农村建设”时，农民往往并不害怕用其自身的“身体暴力”进行抗争。自古以来，就有“吃软不吃硬”的逻辑在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统治史”，只是我们并没有认真的考究：这样的农民心理究竟原发于何处。

　　···假如“弱者的武器”是可以被理解为农民合理性的有效手段，以取得自保的最佳方式，但是如今“收缴”这样的“武器”的往往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乡村混混”，并且“国家权力”需要依靠这样的“黑恶势力”，来完成上级部门派遣的“任务”，说的更为直接点就是“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你讲道理，我就讲道理”，“你不听话，我就给你拳头”。如此，在“官民对立”的思维依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就需要从上层进行制度性的优化，而不是从上到下都沦为“压制性政府”，那样我相信“理性的小农”（孟德拉斯，2010）同样会采取“什么样的政府用什么样的方法”，“你给我说，我就和你谈”，“你对我暴力，我就一命换一命”。这样只会让整个社会陷入“心理的剧变与不安”，农民即便有再多的“弱者的武器”，也是徒然，那个时候，就是以“革命”的形式代替“抵抗”，而沦为“反抗”。

　　当我们阅读完上述中大致的疑问、原文阐述以后，接下来（再次），就沙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我分别的做出回答。

　　第一，暴力下的农民服从是绝对服从还是相对服从？（弱者的武器，绝对是一个策略，这点我们不需再争议）第二，流言、起外号等也可以消解乡村混混的合法性。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沙先生的疑问的话，应该是这两个问题。

　　可以直截了当的说，我们的争论关键就加入了暴力这个因素，一个是从上到下的暴力，一个是从下到上的暴力，后面可以称为“以暴制暴”，比如用身体捆住炸药等去身体反抗等。（我最近调查的一个农民上访的案例就是这般叙事的。他说，实在没办法，就把村支书炸死算了。）显然，一方面，农民在暴力下的服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在文章当中已经阐述出了“气”与抗争性政治的问题。从这点可以看出，农民心中还是有气的，为了一口气，为了一个理，这样的抗争理由，在上访的后期尤为多见。更何况在暴力下的服从，怎么可能有绝对的呢？身体服从了，心中也不会服从。反过来说，“服服帖帖”并不是说“绝对”，而是从外在而不是内在而言，是口头上或者外部上答应服从。另外一方面，甚至有的农民，死活都不服从，“搞烦了”就会选择以暴制暴。好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遇到一个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不服从。比如我在麻城调查时遇到的一个村妇，她被连续打了三拳，朝着胸口。其中有两拳就是乡村混混打的（这是典型的暴力），但是村妇依然不服从，最后通过找关系（还好，有一个缺口可以利益诉求），才得以把事情解决。（可以见《麻城T村：农民权益抗争中的困惑》，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15年1月25日）这只是一个例外。我们要摸清的是，暴力，让农民怎么去反抗？不是所有的农民上头都有关系。反过来，正如我最近给安徽农民说的，你有很强硬的关系，他们还敢欺负你？你还会在农村生活？（排除喜欢田园生活的想法）除非他们真的是不想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