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封建政治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经济生活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宋代士人对海外贸易的思想认识，并将它们置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还将其与西方的贸易思想观念作了简单的比较。

　　关键词：宋朝/士人/经济思想/海外贸易

　　作者简介：陈衍德，福建省厦门市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等，厦门 361005

　　中国的宋朝时期(北宋与南宋，公元960-1279年)是一个充满各类矛盾和各式斗争的历史时期，但它又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一些日本学者把宋代看作“近世”社会的开端，西方学者则认为宋代正处在“经济革命时代”。这些看法或有拔高、过誉之嫌，但宋代已经脱离汉唐模式而跨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①然而，倘若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有宋一代，并没有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思想文化变革，不像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虽然不能将中外历史作简单的类比，但以此为切入点作一些思考应该还是有益的。

　　欧洲的资本主义最早产生于地中海沿岸，其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之后西欧大陆周边的海域或海洋又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发祥地。与此相伴随，一大批欧洲思想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当中就包括了对海洋经济、海外贸易以及海权理论的思考和探索。反观中国，当宋朝社会经济以新的姿态迈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时，虽然海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都比汉唐帝国有了很大的扩展，但封建士大夫阶层(本文简称之为“士人”)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当然也就不能对此进行深入的阐发，虽然间或也有一些与商品经济和贸易有关的思想火花产生，但在与汉唐传统一脉相承的宋代思想文化氛围中，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笔者对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进行探讨并非没有意义。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进程来看，存在着从倚重陆上贸易到倚重海上贸易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的真正实现已经是近代的事情，然而宋代恰好处于海上对外贸易份额大量增加的时期，亦即此种转变趋势开始变得明显的时期。上承唐代海外贸易之兴起，下启明代海外贸易之兴盛，宋代是一个关键时期。这样一种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在士人的思想中，尽管这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仅处于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但毕竟在封建保守的经济思想中是一个新的因素。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陆权思想占绝对主导地位，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在本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上，很早就出现海权思想和海上贸易论。荷兰人雨果·格劳修斯(1583-1645年)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1571-1641年)、尼古拉斯·巴尔本(1640-1698年)和达德利·诺思(1641-1691年)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②当然，封建时代的中国士人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的西方思想家相提并论，但将二者作适当的比较总是可以的。如果不从严格意义上的“是否具有可比性”加以苛求的话，笔者将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置于世界海洋贸易论的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应该说是有益的。

　　我们说宋代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其中的“文化”，实际上仅限于狭义的文化，亦即主要指文学艺术。而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方面，宋代是一个开创了宋明理学思想的时代。从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看，其并无进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保守落后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物质进步和思想落后的悖论。所以，从海洋扩张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中国失去近代化的机遇，其实并不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海洋战略的趋于保守，而是早在宋代经济发展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就已经失去向海洋发展的大好时机了。因为有宋一代缺乏向海洋发展的思想动力。这种思想动力的缺乏，还表现在，当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进逼时，并没有倒逼中原王朝向海洋拓展生存空间，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