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于大航海时代“物种大交换”如何改变世界文明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国外环境史、人类史方面的学者有不少论著。长江商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费晟,为我们解读他所理解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表达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声音。生物交换不仅在大航海时代才发生长江商报:《1493年:发现哥伦布新世界》一书作者曼恩曾感叹说:“生物物种总会借助偶然事件或是有利的环境条件到处游走。费晟:首先,我们国家在远远早于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前就已经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发生了物种交流,比如鼠疫、天花这类疾病就一直是国际流行病,对中国的侵袭不言而喻,其好处是我们当中很多人获得了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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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航海时代“物种大交换”如何改变世界文明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国外环境史、人类史方面的学者有不少论著。长江商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费晟,为我们解读他所理解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表达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声音。
“很多时候,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寻找历史真相,更在于从哪个视角去理解古今变化。换言之历史学家陶醉于发现真相,但是这个真相可能是需要不断补充和修正理解的。”费晟反复对记者强调,“哥伦布大交换”这个概念遭受过许多批判,分析其利弊一定要结合殖民主义和近代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具体场景,否则只能是一种肤浅的噱头。克罗斯比等人的环境史研究并不是要简单颠覆既有的历史解释,而是希望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有更全面和复杂的考量。
“哥伦布大交换”强调的是一种双向交流
长江商报: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哥伦布远航引发的生态变迁是奠定当代世界格局的若干重大因素中的一个。从生态的角度重新解读五百年来的世界史与全球化,会发现怎样的真相?
费晟:从生态的角度理解近现代世界史与全球化就会与政治经济维度的分析有所不同。环境史学家认为一个历史事件从开端、发展到终结,都可能受到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最终影响到人类社会自身,也影响到生态环境。
比如我们都知道英国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它在全球有广袤的殖民地,但并不是所有殖民地都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其他欧洲人后裔主宰的社会。你会注意到他们移居扎根比较成功的地方往往是与他们传统生活环境比较接近的温带地区,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方面是因为殖民者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复制欧洲的生态体系使其宜于欧洲人定居,另一方面他们带来的疾病对原住民社会常常构成致命性打击,极大补充了其既有的器物优势。
这样一来,我们探讨一些殖民地的历史时就不能仅仅用“社会落后就要挨打”这种思路去解释。因为很多情况下,是生态因素而不光是对抗双方的能力与主观能动影响到他们的结局。总的来说,这种研究思路让我们对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复杂性有了更新的认识。
长江商报:“哥伦布大交换”替两个半球带来了多样的新作物品种和牲畜。马铃薯、玉米、可可豆、辣椒、橡胶树与菸草等植物从原生地陆续传入欧洲大陆。这其中,哪些植物在塑造现代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们又是如何做到的?与此同时,它们也被认为是带来了一场生态灾变?
费晟:一定要注意,“哥伦布大交换”强调的是一种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交流,学者们很关注欧洲生物对美洲文明的影响。当然源自美洲的很多作物,对欧洲之外的世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很关键的推手是伴随殖民扩张而不断膨胀的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的殖民活动使得各种植物散播到新环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