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拾遗

　　“此地大风,海水激卷,马路成河。”这是老舍笔下1937年8月4日的青岛。(《南来以前》,载1938年2月15日《创导》第2卷第7期)

　　这段写景状物的文字,像极了当时的动荡局势。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攻陷平津,沿津浦线疯狂南扑。上海日军也虎视眈眈,磨刀霍霍。

　　当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他1934年来到青岛。来到青岛,便爱上了青岛。在小说《丁》中,他借人物之口坦言:“我,黄鹤一去不复返,来到青岛,住在青岛,死于青岛,三岛主义,不想回去!”

　　老舍的话为此提供了佐证:“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我自己还保了寿险,以便一口气接不上来,子女们不致马上挨饿。此外,每月我还能买几十元的书籍与杂志。”(《“四大皆空”》)

　　令老舍意想不到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儿女们的教育储金全数清零,因为妻子“不屑于把它换成伪币”。自己的寿险,“因为公司是美国人开的,在美日宣战后停业,只退还九百元法币”。这是后话。

　　在山大教书两年后,老舍辞职专事写作。《骆驼祥子》就是这年夏天完成的,发表于同年9月至翌年10月上海《宇宙风》期刊。这是他“当职业写家的第一炮”。如他所愿,一炮打响。

　　南下遇阻转西行 别时妻女泪潸然

　　卢沟桥的炮火,打乱了老舍宁静的生活。当时他正赶写长篇小说《病夫》,定于9月中旬在《宇宙风》刊登。街巷中喊卖号外声不绝,他因此常受干扰。到7月15日,“号外已不可再见”,老舍猜测,“日侨尚在青,疑市府已禁号外,免生是非。日人报纸则号外频发,且于铺户外揭贴,加以硃圈;消息均不利于我方。”(《南来之前》,下同)

　　这给老舍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当时年近八十的老母尚在故乡北平,久无音讯;妻子胡潔青又将临盆,需要照料,老舍“压力山大”。“时在青朋友纷纷送眷属至远方,每来辞行,必嘱早作离青之计;盖一旦有事,则敌舰定封锁海口,我方必拆毁胶济路,青岛成死地矣。”

　　的确,每至战事,具有重要地位的铁路,必成双方争夺的焦点。若守不住,必然破坏了之。所以老舍非常关注战局。自7月15日至25日,“每深夜至友家听广播,全无收获。归来,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辄不成寐。”

　　此后,随着战况进展,老舍情绪起伏。“(七月)二十六日又有号外,廊坊有战事”,“二十八号外,收复廊坊与丰台,不敢深信,但当随众欢笑。二十九日消息恶转,号外又停。”

　　对老舍来说,可谓内忧外患,喜忧参半。妻子临产,偏逢兵荒马乱时代。“八月一日得小女,大小俱平安。久旱,饮水每断,忽得大雨,即以‘雨’名女——原拟名‘乱’,妻嫌过于现实。”

　　这是老舍的第三个孩子:舒雨(老舍原名舒庆春)。别看老舍很有学问,给孩子起名却很随意。大女儿生在济南,名“济”,可“济”字繁体很难写,17画,夫妻俩都很后悔:“唉,怎么给小孩儿起这么个麻烦名字?让她上小学怎么上啊?”第二个是儿子,就极端一下子,“乙”,就一笔。第四个是女儿,立春时节生的,起名“立”。

　　第二天,老舍携舒济、舒乙到医院探视妻子和新生儿,路过旅行社,看到“购车票者列阵,约数百人”。想必大多是准备逃离的。

　　待妻子8月11日出院后,老舍也计划只身南下(他与上海《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已有约),妻子则待孩子满月后再定去向。孩子还小,不应该这么早就承受颠沛流离的命运。

　　12日,老舍准备启程,已托友买船票,忽得陶亢德复电:“沪紧缓来”。当时日军已大兵压境,上海黑云压城。

　　老舍决定转赴济南。他曾于1930—1934年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这次与齐大约定,秋初开学,在此任教。故先乘火车到济南,待找到房子后,再接家小。“别时,小女啼泣甚悲,妻亦落泪。”

　　据老舍在《“四大皆空”》中追忆:“七七事变以后,我由青岛迁往济南齐鲁大学。书籍,我舍不得扔,故只把四大筐杂志卖掉,以减轻累赘。四大筐啊,卖了四十个铜板!书籍、火炉、小孩子的卧车和我的全份的刀枪剑戟,全部扔掉。”

　　卖、扔的背后,是凝重、凄惶与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