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国地位逐步确立,尤其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中国不仅成功应对危机,而且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正如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瓦瑟斯通所说,现在世界不怎么说“后冷战时代”了,居然悄悄议论起“后西方时代”,议论起中国如何改变世界;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想了解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么,就必须去了解中国”。在这种形势下,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以井喷之势急剧扩展,研究机构数量增加,研究队伍扩大,研究成果卓著。

　　对国内长期关注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而言,及时将国外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并加以分析评价,使国内学术界能够“知彼”,并在知彼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就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综观近年来国内外的学术条件和学术环境,译介、评析国外中国问题研究情况具有了诸多的有利条件,海外当代中国学研究面临着不可多得的机遇。

　　首先,研究手段的电子化、信息化使我们查阅资料的方式发生革命式变化,能够方便、快捷、全面地了解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

　　其一,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网上档案资料、网上电子报刊、网上论文查阅都是非常方便的,很多都是免费资源,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下的国际冷战史虚拟档案馆、美国国务院网站上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美国中央情报局电子阅览室等都公布了大批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档案,下载非常方便。研究中国问题的期刊,如《中国季刊》《现代中国》等,基本都可以查阅文章摘要,上个世纪发表的文章基本都可以免费下载全文;《纽约时报》每天可免费下载100 篇文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有研究者和访问学者的论文也是可以查阅并下载主要内容。

　　其二,大量的电子数据库资料,包括期刊、报纸、论文、书籍,信息量巨大。如JSTOR 数据库(Journal Storage) 是专门收录过期学术期刊的全文数据库。目前,该库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主题为中心,兼收一般科学性主题,共十几个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期刊。现提供从1965 年至今的大约700 多种期刊,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最为常用的数据库之一。ProquestNewspaper 数据库是由Proquest 公司开发制作的系列数据库的新闻子库。主要包括《纽约时报》《芝加哥卫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一批美国著名报纸,是关注美国研究中国情况不可或缺的资料。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及研究机构都购买了这些数据库。电子图书数据库也比较多,如ACLS 人文科学电子图书学术著作精选、Ebrary 电子图书等,国外比较经典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著作基本都能收录,不仅可以查阅,还可打印。类似的数据库还有很多。中国社科院外文电子数据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共有63 个外文电子数据库。按语种分,以欧美诸多英文数据库为主,还有俄文的俄罗斯大全和朝鲜语的朝鲜报刊数据库; 按类型分,有全文电子期刊、报纸、报告、著作、工具书等等;按学科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内容非常齐全。大部分数据库不仅可以查阅,还可以下载;很多期刊更新非常及时,上一年的即可全文查阅。可以说,网上资料和电子数据库的使用,彻底打破了以往依赖于纸质期刊、书籍了解国外研究情况的局面,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研究者的工作效率。

　　其次,国内有关学术理念和指导思想的变化,拓展了国内视野中的海外中国学内容。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大量是从各学科领域开展的现实问题研究。以往我们在评价国外的国史研究、党史研究时,只将历史性研究纳入视野,范围较窄,内容较少。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对加强国史、党史资政育人功能及加强现实性研究的认识,拓宽了对国外相关研究的译介和评析范围,现实性研究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大党史”学科理念的树立,又将国外的党建研究等纳入了党史研究范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史、环境史成为国史、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此视野下,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也纳入了国内学者的译介范围,而国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领先于国内相关研究的,因此对推进国内相关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再次,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化的重视使海外中国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在海外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一直存在国际合作的研究机制。以往的国际合作项目,多是国外立项、主持,吸收中国学者参加。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种合作中来,参与国外学者的研究项目,并合作发表文章。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学术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合作趋向,即国内学者组织国际项目,吸收国外学者参与研究,并努力在合作论文中担任第一作者,发挥我们的主导作用。一些高校对这种国际化非常重视,评职称都要求有在国际刊物发表的外文文章、外文著作。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国内学者更需要对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更多国外学者来到中国,为我们提供了直接接触、了解他们的机会,也更有可能创造新的合作交流机制。

　　研究手段的革新和研究内容的拓展,使我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如编译成果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央编译局组织编译出版了一大批海外研究著作(如2011年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编译出版了四卷本《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翻译了一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代表性著作(如2012年翻译出版了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国外理论动态》每期几乎都有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当代问题研究的译文。但是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例如没有一本专门对国外著作进行评析的著述,述评类高质量成果也不多。

　　分析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海外中国学研究这门学科的特点密不可分———该学科要求研究者必须同时具备外语能力与专业素养,二者缺一不可。海外中国学研究尤其是对国外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其一,译介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一层次对外语能力要求较高,目前从事编译、翻译工作的大多是外语专业人士,在这一环节,只要选好素材,能够准确翻译即可。其二,对国外研究作专题述评。除了外语能力要求能够看原著原作外,对国内相关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把握和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熟悉国内的相关研究,才能准确评价国外研究的价值和局限所在。其三,对国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评价,并针对国外研究中的谬误偏颇作出批驳。这就要求研究者对国外的分析框架、对相关专题研究有熟练深入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评析国外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与观点,最终在国际上树立我们的话语权。目前国内对国外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编译内容较多,述评成果不乏文章与著述,但是高质量的不多,因为研究者看第一手资料的外语能力不够,多是引用他人的翻译成果,不能保证其准确; 研究评析成果极少,除2001 年国内学术界组织出版了《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评析外,几乎再没有类似成果出现。但是该书也是在中文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的情况下组织评析的。搞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似乎至今没有这样的著述,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缺憾。

　　然而,目前国外研究中存在的很多错误、偏颇观点又迫切需要我们予以深入分析和批驳。例如近年来美国一批左翼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例如张戎等人对毛泽东的妖魔化,都需要我们作出客观而全面的回应。2005年,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出版后,在海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西方多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写文章对该书进行了批评和驳斥,2008年11月,由英国史学权威、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 Benton) 和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共同主编的《传记还是杜撰?海外学者评< 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但是国内的学者却一直没有相应的声音,这很大程度上与国内没有予以翻译出版密切相关。这种情况,令我们这些搞海外中国学的人汗颜。所以,在新形势下,利用优势,扭转劣势,组织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努力开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成为一项迫切而繁重的任务。

　　可以说,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就是因势而生,应需而生。由于梁怡老师长期做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与普遍意义上的中国学有所不同,我们更希望这里成为研究国外当代中国学的中心,既有充足的资料数据库,有一批外语与学术并强的骨干与专家,又能成为有力的学术平台,定期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们期待不远的将来能实现这样的预期。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理论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