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春节文化每年都在节日的“时空场域”内以民间传播的方式得到承继与创新。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传统春节仪式也出现了分化，农村社会继续保持着祭祖、祭神、拜年等仪式，城市社会电子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打破了节日世俗，它以一种横向的维度进入现代家庭，创造了新的文化记忆方式。1983年以来的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极大地将时间压缩到空间里，创造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同时性消费（想象），已成为了一种新的节庆仪式。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说，节庆仪式在当代具有一种“被发明的传统”的意义。 [详细]

作为媒介庆典仪式的春晚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尽管有着先天的优势，它也不能够单单仅是作为合礼的庆典仪式在商业社会里存在，娱乐和消费是春晚必须重视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在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现代语境下，市场本身也成为多元话语争夺权利的场域(关于“超女”引发的大讨论可见)。吕新雨指出：“今天的中国，市场既是国家新的自我认同的来源也是自我分裂的动力”，作为媒介庆典仪式的春晚，一方面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资源的代言，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消费市场也就是大众的需求推导自己的文化产品。 [详细]

央视春晚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资源、形态、制作工艺、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特色与优势，这是国内其他晚会所不具备的。但是，把这些因素放在“走出去”的前提下，就会发现有些特色未必是优势，有时甚至是劣势，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央视春晚的海外传播，需要继承以往的资源，借鉴国内外其他同类节目的优势，多方面的开拓创新，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遵循国际审美共识，对春节这一民俗进行创新性、视觉化的演绎和国际化包装，以及对“联欢”的范围与方式进行进一步扩展。 [详细]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系统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 而是无时无刻不受着社会因素的影响。美国学者布赖特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中提出“语言和社会的共变”的理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 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 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语言与社会是一对共变体, 变异是语言的常规。语言变异指的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对语言系统规则的偏离或变异。透过春晚语言类节目在社会中形成的流行语, 我们发现部分语言运用了偏离理论, 使语言离开了人们所习惯的轨道, 突破人们惯有的思维模式。 [详细]

每年的春晚从准备到落幕，总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这其中有肯定与赞誉，有分析与思考，当然也有尖锐的批评与指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春节晚会的鼎盛时期,不仅国内盛况空前,同时也逐渐受到海外华人的关注,一时“春节联欢晚会”几乎成了春节的代名词。从古至今没有一种传播行为，能够如央视春晚一样，开始了无法终结的“媒体盛宴”，又承受众口难调的“大众关怀”。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在这个节日里面涵盖了丰厚的中国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现。每一个中国人不仅要过春节，而且还要过好春节。 [详细]

本文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晚”）放在大众文化的框架下,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之下，解读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春晚”所承载的经济功能及其特征。笔者以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还是相对封闭，电视机对于当时的广大农民家庭还是稀缺产品，因此，80年代的“春晚”还没有真正地作为大众文化产品被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消费。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播媒介急剧膨胀，“春晚”的规模之大、观众之多、观赏之集中、影响之深远，堪称世界晚会之最。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