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1日，在法国投降前一天，一辆德国坦克越过法国埃纳河。

　　一九三八年，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关于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给德国的会议，史称慕尼黑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发动的，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会质疑这一基本事实。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绥靖政策，也是促使二战提前爆发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中，绥靖政策便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至今不衰。

　　国际学术界对绥靖政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绥靖政策实行情况的考察。可以说，凡重大的绥靖行为，学术界的研究都有所涉及。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而英法等西方国家却姑息迁就；1934年，英国“政治绥靖”日本政策的提出；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并在英、法、美的实际纵容下最终得手；1936—1937年，英国和日本关于英国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谈判；1936年，英、法以“不干涉”政策为名而最终使德、意法西斯支持的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上台执政；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法、美等国拒绝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1938年，英、法对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默认，英国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海关利益的非法协定，英法两国进一步助纣为虐,与德、意签订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被肢解而英法无所作为，英日两国签订的英国实际承认日本侵华具有合法性的《有田—克莱琪协定》；1939年希特勒进攻波兰后出现的“奇怪的战争”，以及1940年英国与日本达成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的协定等，学者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个案探讨。从中我们不仅依次看到了英、法（有时也包括美国）等国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妥协退让甚至出卖其他国家领土主权利益来对付侵略者的窘相，更看到贯穿其中的绥靖主义外交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演变及至达到顶峰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法西斯国家不断扩大侵略并行，终于使大战提前爆发。

　　其二是对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探讨。在有关英国对纳粹德国实行的绥靖政策方面，西方学者大致形成了两个学派：“正统派”和“修正派”。“正统派”产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但直到当代，一直有新的成果问世。该派认为，绥靖外交是英国政治家基于一种对凡尔赛条约的道义上的“罪恶感”而产生的；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一种“错觉外交”，其致命的“错觉”就在于他认为希特勒追求的目标仅仅限于修正凡尔赛条约；张伯伦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和平，而他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当时的防御战略不能保卫英国免遭空中进攻），因此实行了故意把小国牺牲给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修正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英国政府陆续解密了30年代的档案，因此大多数修正派学者避免通过道义来评判张伯伦，而是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广泛讨论了张伯伦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军事、战略、意识形态、舆论等情况，以说明绥靖政策形成的原因。他们的看法主要包括：（1）基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军事和经济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内阁成员认为实行抵抗独裁者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如当时的陆海军参谋长们就不断警告英国并没有准备好同时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敌人作战，并建议政府实行绥靖政策。（2）从国际视野来观察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外交政策，应该强调欧洲存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还有经济体系和社会组织对英国形成绥靖外交的影响。（3）决策者被社会和公众舆论所束缚，公众舆论持续反对急速地重整军备，坚持和平与反战，同时也不赞成对独裁者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立场。另外，还有一些修正派学者认为，张伯伦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认识到英国和法国不能维持欧洲的秩序，他希望保持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并相信在另一场大规模战争中，英国将失去这种地位。所以张伯伦希望通过高水平的谈判，能够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消解希特勒的怨气。但是，这条路径要靠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来达到目的（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认为，绥靖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的合乎逻辑的现实主义政策，而不再是一种基于投降的可耻政策。显然，这是一种更同情、更宽容地对待张伯伦和绥靖政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