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区域性考古调查方法在田野考古实践中的应用,中国考古学界正逐步积累详尽而丰富的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外学者引用考古区域分析的方法,在解释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应用相同的方法分析中国考古遗存,不仅有利于世界考古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考古遗存所体现的既具有人类社会演进共性又富有鲜明个性的社会发展特点,更有利于我国学者结合本国的研究实际认识、掌握、合理运用并修订相关研究方法。目前所见的区域分析研究中,等级-规模法则(Rank-Size Rule)是在运用调查数据研究社会复杂化问题方面最常用的方法。本文拟讨论该法则的原理、基础并就其在考古区域分析研究中的应用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等级-规模法则的原理

　　等级-规模法则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乔治·金斯利·齐普夫(George Kingsley Zipf)推广,是一种经验式的归纳。该法则体现了多样化与统一两种力量之间的竞争。齐普夫用最省力原理解释了这两种力量的互动:多样化力量刺激在原材料产地附近出现大量的“小型的、广泛分布的和高度独裁的社区”;统一的力量则使原材料向少数大型的生产和消费中心集中①。这两种力量的消长,促使某区域的聚落形成单一中心或使其分裂。当两种力量处于平衡状态时,如以某区域的聚落人口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为等级,那么聚落的人口数量与其等级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即如某聚落的等级为r,其人口应为区域中最高等级人口数量的l/r。若以横坐标为等级、纵坐标为人口数量的点表示各个聚落,这些点的分布规律应遵循对数正态分布(Lognormal Distribution)。把这些点标在横、纵坐标轴均经过对数转换(一般为自然对数转换)的二维坐标上,它们的分布规律将呈现为一条直线。

　　等级-规模法则为考察聚落等级与人口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对比的理想状态的连续性分布。美国学者理查德·亚当斯(R.E.W.Adams)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C.Jones)用美国各大城市1970年人口数量的例子形象地说明了这个法则。1970年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人口是7896000人,按照等级-规模法则推断,第三大城市洛杉矶的人口应该是7896000/3即2632000人,第十大城市克利夫兰的人口应为7896000/10,即789600人。实际情况是洛杉矶为281000人,克利夫兰为751000人。于是,可以认为美国城市(至少是大城市)基本遵循等级-规模法则。依据该法则,在得到某个区域中第一等级的中心聚落人口数量后,即可在经过对数转换(一般为自然对数转换)的二维坐标的第一象限内生成一条直线线段,表示遵循等级-规模法则的等级和人口数量的预期分布即对数正态分布(图一,a)。其他聚落的实际人口数量可以按照其等级相应地标于坐标系上,形成一些不连续分布的点。这些点连成的曲线与对数正态分布直线相比较,除二线相近之外,通常还会有两类基本情况:凸形线为几个规模相近的大地点和少量小地点的分布(图一,b),亦被称为多元分布(Plural Distribution);凹形线为一个最大规模的地点和一群地点的分布(图一,c),也被称为首要分布(Primate Distribution)。理查德·亚当斯用城市首位度(Primacy Ratio)的概念(即最大聚落人口数/该地区各聚落人口数之和)说明,首要分布中的最大聚落首位度比预期的要大,多元分布中的最大聚落首位度比预期的要小②。

　　这一法则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与20世纪30年代在西欧工业化和城市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有密切关系。中心地理论常应用于经济地理学和人类学中,为研究具有某种功能的聚落及其构成的区域性互动系统提供了相对合理的框架,即中心地理模式(Central Place Model)。

　　图一 等级-规模分布常见曲线示意图(依Robert D.Drennan and Christian E.Peterson,Comparing Archaeological Settlement Systems with Rank-Size Graphs:A Measure of Shape and Statistical Confidence)

　　a.预期分布直线 b.凸形线 c.凹形线

　　当然,典型的中心地理论仅局限于分析经济学中零售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美国学者乔治·约翰逊(Gregory A.Johnson)通过大量研究认为,忽略市场制度的研究,也可以发现行动的最省力、聚落聚集成群或中心聚落、聚落分级、功能性聚落在空间上的规律性分布等现象,故可以将中心地理论扩展到解释古代聚落形态的研究上③。然而,聚落人口数量的估算与其“功能规模”(Functional Size of a Settlement)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首先,关于聚落的“功能规模”,美国学者罗伯特·麦考密克·亚当斯(Robert McCormick Adams)④和卡罗尔·史密斯(Carol A.Smith)⑤就由于缺乏精确测量聚落功能规模的有效方法,而对中心地理模式在考古中的应用持怀疑态度。约翰逊也指出,在调查所得的遗址面积中估计聚落的“功能规模”的大小也存在很大难度。其次,虽然西方考古学家通常认为聚落的“功能规模”与人口数量之间直接存在着某种比例关系,但这种比例关系究竟怎样,亦没有一致意见。正如美国学者沙赫特(R.M.Schacht)⑥和阿尔伯特(A.J.Ammerman)⑦等所言,在某一等级各聚落中人口的密度存在着系统多样性。因此,约翰逊认为,尽管一些个案研究显示聚落面积与人口数量间存在某种直线性关系(Linear Relationship),如成正比关系,但很难断定这种比例关系是一个常数。实际上,聚落面积与人口数量间甚至还会存在某种曲线性关系(Curvilinear Relationship),如成反比关系,人口数量随聚落面积的增加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