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书市探微——《金陵卖书记》《汴梁卖书记》并读札记

　　Exploration of Book Mark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郭韵洁，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原发信息：《出版发行研究》(京)2016年第20164期 第109-111，101页

　　内容提要：《金陵卖书记》和《汴梁卖书记》是上海开明书店1902年、1903年两次考场书市的实录，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图书发行活动的专著。不仅为晚清书市提供了生动的个案，而且通过书市这个窗口，透视出西学东渐、新旧转型之际的士林风气和社会现状，具有重要的出版史、文化史、社会史意义。

　　关键词：书市/晚清/《金陵卖书记》/《汴梁卖书记》

　　“书市”一词，原指图书市场或者书店，略同于“书肆”。早在公元之初的西汉末期，太学附近曾出现“槐市”，可以说是古代书市的雏形。

　　公奴《金陵卖书记》[1]和王维泰《汴梁卖书记》[2]，乃是1902年、1903年上海开明书店两次图书展销活动的珍贵记录，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图书发行的专门著作，使后人得以窥探晚清书市之鲜活历史场景，并借以透视晚清书业与社会之一斑，对于出版史、文化史、商业史乃至社会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从金陵到汴梁

　　科举时代，每逢乡试、会试的所谓大比之年，四面八方的秀才、举人汇拢而来，闻风而动的书商纷纷赶“考市”，于考场之外举办书市活动。如明代北京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拱辰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杭州书肆也在省试间徙于贡院前。清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二日上海《申报》刊登扫叶山房的广告：“今当大比之年，除江浙两省往设(临时书店)外，湖北武昌亦往设分店。”晚清上海开明书店的两次书展，恰逢晚清西学东渐、科举改章以至停废之际，从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开明书店与1928年章锡琛创办、叶圣陶等人主持编政的著名的开明书店似乎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可以称为“老开明”。一般认为成立于1902年，然从其当年的销售书目看，涉猎之广、品种之全，考虑到当时的编辑加工和印刷技术，没有一定时期的积累是无法企及的，所以笔者认为其成立要更早些。在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会员名录》中，该店排在第四位，次年又与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合并组成集成图书公司，其主人夏清贻被聘为编辑长，可见其实力与影响。

　　夏清贻(1876—1940)字颂莱，号公奴，嘉定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开明书店于上海福州路老巡捕房东首，编写《普通地理读本》《中学本国史教科书》《西洋史讲义》等，还参与教育、音乐、翻译等工作，填词谱曲的爱国歌曲《何日醒》受到广泛传诵。辛亥革命后，他涉足政界，书店事务也就无法兼顾了。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的南京壬寅乡试，因为是补行庚子、辛丑因变乱而中断的乡试，应试者不下二万人。恰好这一年，清廷改革科举旧章，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首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考四书五经义。夏清贻得风气之先，带了一批新书，一面赁屋行销，一面“以长者命赴考”，可以说是以考生兼书店老板的身份主持了一场科举考场外的新式图书展销活动。事后以公奴之名出版《金陵卖书记》一书，上卷为新书发卖统计，以便“输入文明者校准其方针”；下卷记卖书和应考花絮，以“示社会之现状”。这次考场书市历时月余，售书三千余册，以维新变法的图书最为畅销，反映了读书界的动向。

　　金陵卖书初战告捷，开明书店同人便将下一次展销活动的地点确定在次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癸卯科会试的举办地开封，“相约作汴梁之游，藉开风气”。这一年，为庆祝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廷决定举行恩科乡试，次年举行恩科会试。同时，由于庚子事变、顺天贡院焚毁而耽误的辛丑、壬寅的恩科、正科会试也合并于当年四月在河南开封举行，加上顺天、河南两省的乡试，从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到三十年三月，位于开封的河南贡院(今河南大学校内)接连承办了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甲寅、癸卯两科河南乡试和顺天乡试，平均三个多月就有上万名秀才、举人会师汴梁。一时间，全国尤其是作为出版业中心的上海书商齐集汴梁书店街，商务印书馆还派员来设分馆，形成了一个图书展销会，堪称河南新式书市的滥觞。开明书店的销售活动是在癸卯四月会试期间，以股东王维泰为首，二月初一载书二十八箱、二百余种，乘江孚船沿江西上，初四到汉口，初六日乘火车到信阳，十一日继续乘车北上，十八日抵达开封，四月初三启程回沪，先乘马车，继改汽车，初十抵信阳，次日乘火车到汉口，改乘宝华轮船，于十四日回到上海。合计来往旅途一月，在开封一个半月。王维泰为此专门写下《汴梁卖书记》，当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分三卷，上卷记卖书，中卷记游历，下卷记交际，并附录《开明书店新书目录》《开明书店前后五月出版新书广告》，不仅是晚清图书发行的一份珍贵记录，而且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州社会，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场景。

　　无独有偶，来自江苏吴县的举子澹庵(孔昭晋)，同行六人先到上海新中国书社选定各书，“载书十箧”，到开封赶考兼售书，不仅“利息颇厚”，而且他还金榜题名，可谓名利双收。其《癸卯汴试日记》刊行于1926年，为当年的汴梁“考市”留下又一份实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