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示

　　新时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中国研究”主体性的涵养与普遍性增进作为一个关键议题和重要突破点。

　　习近平总书记3月4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特别强调指出，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需要进一步激发和增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主体性。

　　研究中国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却是其核心内容，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活力、底气之根本所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有关怀人类的胸襟和气度，但服务中国是其应该担负的神圣使命。与此相应，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或曰繁荣中国学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即强化对中国自己的系统而深度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术安身立身之所在，是中国学术从容面对世界之所系。中国学术的繁荣进而中国学术的生命力、影响力、话语权，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自觉和定力、能力和水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为着自己历史命运抗争与奋斗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的主体性不断提升。中国学术的发展与中国命运、中国面貌的历史性改变交融一体，为我们民族向前向上提供了理论、知识与精神的助力和引导。但同时要看到，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之主体性的普遍涵养与增进，于史、于今都是一个被反复论及的大课题或曰问题。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高度肯定我们研究中“很好的现象”之后，特别以更大的篇幅强调“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既表现在对国际国内现状研究的不足，也表现在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不足，“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表现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不能够联系实际。毛泽东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批评的情况，即研究中国的主体性之不足。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尖锐地批评道：“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批评的情况，亦即研究中国的主体性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