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类学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角度，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法律问题。一般认为，1926年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的发表，是法律人类学在学界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开始，法律人类学家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对法律领域拓荒。”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表示。

　　法律人类学强调法律多元，强调对法律进行动态性的研究，主张通过综合运用国家法律与非国家法律来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法律人类学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个案研究，将法律条文与社会相连接。

　　“活的法”：立足于经验和感受

　　传统法学重视规范的意义，将“法”限定为国家意志，而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拓展了传统法学的视域。法律人类学多立足于经验和感受。吴大华认为，这种对传统法学从概念、体系到方法的全方位的批判引发了法学理论的革命。

　　法学不再仅仅表现为法律条文与规范的狭窄框架，法律多元为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的法律运作行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人类学展现了非西方社会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法律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初民社会同样存在规则与秩序。在不同的地域，法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比如，东方社会的法具有礼的内容，有时会“礼法不分”；西方社会的法含有宗教的元素，教会法与世俗法并行。学者表示，如果把所有争端都诉诸法律，定会产生诉讼成灾、效率低下的后果。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晖看来，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人类学，更关注人们实际的法律（规范）生活是怎样的，以期“开发”出人类法律（规范）生活的多种面目、多个面向。

　　学者表示，法律人类学习惯于进行比较研究，对存在于不同时间、地点和社会形态中的各种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整体化地看世界，在动态的过程中把握法的实质及其发展，关注法律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变化过程，关注“活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