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萧红、张爱玲、钱锺书、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穆旦、沙汀、艾芜、丁玲、何其芳、路翎、朱自清、林语堂、周作人、卞之琳、汪曾祺、丰子恺、叶圣陶、许地山、郁达夫等一大批熠熠闪光的名字，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文学时代。这个作家群像，足以让读者对新文学致以敬意。我们甚至会有这样的想法，即使对某些作家的作品并非特别熟悉，但这些作家仍然让我们感到信赖。这种感觉相当微妙，是一种信赖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很难让读者拥有的信赖感。

　　时间是重要的衡量要素

　　从作品可读性来说，现代文学经典很多比不上当代的。比如，当年的《废都》、《白鹿原》甚至是《上海宝贝》、《狼图腾》、《曾国藩》等作品所引起的阅读狂潮，一点也不亚于《家》、《围城》等现代经典。不少当代作家的创作数量，早已远超现代作家，但其分量仍不如现代作家。读者喜欢一位作家，是出于对作家长久的文学工作产生的尊重、对作家独特人格魅力的敬仰等方面的考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鲁迅、郁达夫、汪曾祺等作家一生都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要找出在文学史上能和这几位相匹敌的当代作家也难。对于读者来说，作家的创作数量、作品的可读性、长篇小说有无等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读者的眼光，就是文学史的眼光。文学永远是一项长期的“苦役”，读者在理解作家作品的时候，往往会超越具体创作的得失，而从一位作家长期的工作和生活来衡量他的文学史意义。

　　当然，也有依靠一两部作品建立起文学史地位的作家，但这样的情况毕竟不多。比如钱锺书，他只留下了《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和《围城》，文学作品数量很少，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有着牢固的地位。钱锺书是大学者，从事的又是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对于他，并非偶一为之的事业。他数量不多的纯文学作品，事实上是和他一生的学术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围城》与《谈艺录》、《管锥编》等叠加在一起，才让读者对钱锺书产生真正的敬意。

　　对于这些已获得读者承认的作家来说，文学是一种终生的“长跑”。正是这种对于文学始终保持着孜孜追求的姿态，才是作家获得读者信赖的主要缘由。这个话题之所以在今天还有意义，正是因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一些曾引起过巨大反响也确实留下了高质量作品的作家放弃了写作。不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声名极盛的作家，现在已很难再读到他们有分量的创作了。真正一直笔耕不辍的，可能只有王安忆、阿来、迟子建、贾平凹、张炜等寥寥几位。

　　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作家，曾经有过很“猛烈”的写作阶段，但这种状态的难以为继，让最初对他们抱有较高期待的读者不无失落，比如陈染和卫慧、棉棉几位。当然，也许她们在某一天还会以一部或几部作品再次“震动”文坛，但这种起落无迹、倏忽来去的写作，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不值得抱过大期望的。

　　当代还有一个必须言及的现象，就是“作家学者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蒙倡导“作家学者化”，引起了广泛关注。王蒙、刘心武等著名作家还身体力行。但现在看来，这场“作家学者化”的实践，对于身在其中的作家来说，并非一件特别值得肯定的事情。对于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的研读，真要投身进去在研究中取得成果，理论上既不大可能，现实中更受到众说纷纭的批评。这些历经历史淘洗的少数文学经典，只是用来加强作家修养，而不是被用来让作家做科研对象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格非虽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但是这种常年的学术工作，对于一位长篇小说作家来说，积极意义是否真的更大，暂时难下结论，尽管他的《金瓶梅》研究眼下正受到关注。像马原中途进入高校，花费时间和精力做西方文学经典的解读，这种工作，能真正提供给学术史的东西很少。近些年，王安忆、阎连科、柏桦、于坚、王小妮等纷纷进入高校，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无论对于学术史还是文学史，都不能评价得过于乐观。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依据，只是常识性的、最为浅显的一心不能二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隔行如隔山等而已。鲁迅当年花费半生知识储备，完成《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但他也意识到这种付出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在上海的十年，他多次拒绝来自大学的邀请，安心在家中写作。老舍1936年从山东大学辞职，初衷也是为了能专心致志写长篇。巴金则自觉地终其一生保持着独立姿态，一生沉浸于思考和写作，更是当代作家难以达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