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地位、作用与社会价值问题，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与创新问题，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古代文学不是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现实世界的发展毫无关系的“旁观者”，其曾经是创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参与者，今天同样可以在复兴中华文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这一目标，研究者需要具有一定的“世界视野”与“现代意识”，尤其要坚守“中国传统”。

　　坚守“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钱穆曾经对乾嘉以来的训诂、考据进行深入反思，他极力反对那种“永远是一些竹头木屑之收藏，永远无一间半架真建筑”的“搜集资料”法。姚永朴针对后儒补注《左传》事曾有言：“处今日之时势，训诂固不可废，然所尤急者，则在考当日山川疆域，以知各国形势，而求用兵修好之所以然，庶几有裨实用。”（《起凤书院答问》卷1第13则）文献研究的最终价值，在于“有裨实用”，在于学者能够对古书中的文献资料勾稽索隐、排列组合，进行“义理”层面的提炼与浓缩，从而使其汇入中华文明的思想长河，并成为滋养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养料。

　　在科技高速发展，不同文化、文明接触频繁的现代社会，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单单是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层面的博弈，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在内的智力层面的竞争。中华民族要想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不落伍，中华文明要想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历久弥新，除了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提高，还必须保证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软实力的长足发展，始终保持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同步进程。因而，时代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必须具有世界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学术选题和研究思路上，研究者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要注意学术研究的现代转换，与世界学术发展保持同步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本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文学、文化、文明的平等交流和对话。

　　永葆文学研究的民族底色

　　中国古代学术有其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坚持这一传统，才能保持民族特色，从而保证古代文学的可持续性研究。

　　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传统，就是“和而不同”，即在“差异”中求“主流”。文史撰写者对文献的理性解读及其对新文本的创新性构造，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史传统。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对本民族经典文本的形成过程产生误解，各个民族之间也会因而产生文化隔膜与历史误解。就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学文本而言，我们既要关注到它们有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也要注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也有适应后世文化、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更新的需要。就各个民族、国家而言，产生于某个民族的文学文本流传到世界范围之后，也有为适应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社会需要而被改造的可能。这种阐释上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与传统阐释仍要坚守。

　　我们不会为了迎合所谓的“世界性”与“现代性”，而放弃我们的学术传统。我们认同一个道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产生于中国，但其作为一笔精神财富则属于世界。我们不强求其他国家、民族的研究者完全按照我们的文学阐释理论解读文本，也不反对其他国家、民族、地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时候，按照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特点进行“有限度的改变”的阐释。文学文本阐释，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本国国情、本民族文化特点与本地区文化需要的“文本阐释”。当前，有些海外学者指责我们的研究是囿于中国本土、本民族的“地区性研究”，而非“世界性”、“区域性”的研究。这是一种偏见。殊不知，放弃了“中国传统”的研究，还会有什么生命力呢？

　　中国古代文学文本，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两个向度（孙少华《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其中，“完整性”是造成文学文本不断丰富、文学叙事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古代某些文学作品，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我们要承认，后世对前代历史、文学的解读，都带有后世研究者的思考和研究者所在时代的色彩，甚至体现的是研究者所在社会的政治、文化需要，蕴含着那个时代学者的集体智慧。脱离特定时代与语境，随意质疑与解构文学、历史文本，可能暂时会给人以新奇、创新之感，但未必对本民族文化、文明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甚至会抽离本民族与世界文明、文化对话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