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社会学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限于篇幅，本文仅撮其要点作挂一漏万的概述。

　　社会理论研究从西方为主导走向中西并重

　　在西方社会理论方面，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李猛《自然社会》一书引发的强烈反响，《读书》和《社会》组织了专题研讨，郑戈从平等对于现代性的价值、张国旺从孤独个体与现代精神之关联、陈涛从自然权利的丰富内涵等角度对该书展开批评，李猛亦对各种批评做出了系统回应，并把理论观照引到中国社会。另一重要事件是米尔斯诞辰百年。赵立玮再现了帕森斯—米尔斯之争，展现了二人所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不同学术进路；闻翔则从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和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两个方面来重估米尔斯的学术遗产。除此之外，叶启政对社会学家形象的刻画，何蓉对韦伯1895年就职演讲稿的社会学分析，张巍卓对滕尼斯“新科学”的研究，都丰富了我国社会学对西方经典的解读。

　　在中国社会理论方面，渠敬东发表了其双轨制系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追溯了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之展开对中国传统社会构成和变迁的影响。凌鹏对近代中国的井田制研究的再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渠文的响应，“井田制”对于中国学者不仅是“历史”事实，亦是贯穿历史始终的“理想”，近代以来经历了“历史”、“理想”、“现实”的分裂和重新关联以探索中国现代方向的过程。翟学伟对“伦”的社会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潘光旦提出的社会学是关于“人伦关系的学问”的回应，帅满的研究则不啻是以经验方式对“伦”及其实践逻辑作出的当下回应。阎明对“差序格局”的发生学研究亦具有翟文的特点。

　　国家治理研究在历史与技术的两头展开

　　周雪光在其关于帝国逻辑的研究基础上，以“官吏分途”为视角，在研究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的基础上提出“层级分流”模式。以周文为中心，周黎安、娄劲、刘建军等分别从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展开了批评和补充性研究。其中，周黎安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表明官僚体制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重大变化。

　　在这一领域，更多的是对政府行为的研究。练宏关注政府自我管理中的弱激励排名和注意力竞争，认为中国政府行为的一个特征是注意力的戴帽竞争而非直线竞争。王雨磊的研究则反映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数字下乡的技术治理遭遇的悬浮化命运以致精准扶贫难精准的困境。张践祚等的研究呈现了行政区划调整中的上下级政府协商博弈的策略。陶郁等也从上级控制力和下级自主性的关系角度分析中国乡村两级治理主体执行行政命令的情况。此外，史普原关于政府组织间的权责配置、向静林关于市场纠纷中政府卷入、叶静以编外人员扩张为例对地方软财政支出与基层治理之间关系的讨论，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这一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