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继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阐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体的中国方案之后,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再次号召“继续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进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外交的标识性概念再成高光词。

　　从学理层面如何研究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标识性概念,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近日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考接受了记者采访。

　　丰富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体系

　　在郭树勇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多方面意义。它不但有利于履行国际责任、展示大国风范,还有利于动员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有利于全球共治的国际秩序。除此之外,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以往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将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如果说,和平共处理论主要针对维护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和独立自主;世界新秩序理论主要针对国际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制度不公正现象;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属于一个新领域,它重点重塑全球集体认同,站在全球共同治理的高度解决合作共赢的认识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西方的共同体理论与中国传统中的天下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深化了关于国际社会和世界秩序的认识。在较长的时期里,人们认识到国际社会正向更高阶段过渡,这个更高的阶段一般被称为国际共同体或共同体。但是,到底这两种社会形态哪一种居于主导尚不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另外的角度指出,仅从人类命运威胁及由此生成的集体认同看,共同体状态可以脱离自然生成的轨道,能够在有效的国际动员条件下达成。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强调秩序是共同体的秩序,因此,这种秩序之中排除了霸权统治和强权统治的权力形态,增加了社会力量介入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一种全球共治的秩序观。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打击了西方错误的国际政治思潮和图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一个优势,它吸纳了以往的世界政治理论成果,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占据了理论的高起点和道义的制高点,因此,能够容易地击败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揭露美国对区域治理不作为、对全球治理不积极、对中国周边搞遏制的理论实质,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