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localization）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炒”得很热的一个话题。从译介学角度看，尤其是结合中西翻译史看，这个话题其实并非今天才有。它触及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对外来文化（包括学术、文学等）的接受，以及讨论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包括中国学术、文学“走出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西翻译史表明，本土化是任何一种文化进行跨语言、跨民族交流时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譬如，佛经初入华土之时，译介者用当时流行的道教概念比附佛教概念，如译“涅槃”为“无为”，译“五戒”为“五常”，译“轮回”为“生死”。及至魏晋时代，玄学勃兴，译经者又会顺势借用玄学中衍自老庄的概念和术语，来对应佛教术语、教理和事迹。这种阐释和翻译方法当然免不了隔靴搔痒，但在当时条件下无疑对佛教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如，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把基督教最高神“天主”（拉丁文为deus）翻译成中文时，起初采取音译“陡斯”。之后，利玛窦在中国古籍中发现了“上帝”和“天”，认为它们的内涵与天主不乏共通之处。明末传教士在翻译时就有意将“天主”、“天”和“上帝”并用。研究者指出：“由于‘上帝’和‘天’是中国古籍当中固有的，所以用它们来称名西方的天主，很多中国人都乐于接受。”

　　从以上译介行为不难发现，无论是佛经翻译者还是传教士，他们在从事跨语言和跨民族文化译介时，均有意无意运用了本土化的策略，并在他们的译介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笔者认为，本土化就是努力挖掘、发现需译介的文化与对象国文化间的共同点，构建不同文化间的亲缘关系，缩短对象国受众与所译文化间的距离，使得对象国受众对所译文化易于接受，乐于接受。本土化是促使文化跨语言、跨民族交流取得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同时也是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