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书画创作中，艺术家的“衰年变法”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中国画的写意性、综合性以及需要功夫积累的特点决定了艺术家在晚年进行“衰年变法”的可能性。齐白石、黄宾虹等一批大家形成的群体示范效应，使“衰年变法”对从事中国书画创作的艺术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革新观念 提升境界

　　促使“衰年变法”的因素很多。对自身艺术现状不满足是艺术家“变法”的前提。一般来说，优秀艺术家总是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求新求变是根植于其内心的不懈追求；另外，境遇、时代等诸多现实因素也促使其改变艺术面貌。齐白石初至北京，八大山人一路的文人水墨画风不受当时人欢迎，陈师曾建议其改向海派的吴昌硕学习，由文人审美转向市民趣味。张大千的泼墨泼彩画风最初的触发点可能是视力衰退，但新风格对彼时的张大千来说“无论是‘国际化’生存还是保持在港台的持续艺术影响力，都是极为必要的”。

　　黄宾虹的“衰年变法”则是缘于一次偶然的经历。1933年，他在四川的一次淋雨让他证悟了晚年变法之“理”，将“雨淋墙头”和“月移壁”等自然现象转化为艺术观念与实践，奠定了他“黑、密、厚、重”画风的基础。黄宾虹的绘画关注笔墨内美，能够理解的受众并不多，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市场因素的干扰。他的“变法”更多是源于其对中国画本体的认知和把握，并将他总结的五笔“平、圆、留、重、变”，七墨“浓、淡、破、泼、渍、焦、宿”理论付诸绘画实践，从而将中国画内美理论与实践推到了新高度。

　　艺术“变法”成功的关键是观念革新，境界提升。潘天寿说：“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虽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梦见。”“一步一重天”的境界不能纠结于技法层面的小变化，倪建林提出文化创造“分层说”，对思考艺术变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他认为文化工作分为“创造—演绎—模仿”三个层面。第一层次是创造者，“有独创性以及对当时或后来的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和作品”。第二层次是阐释者和演绎者，“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得第一层面的创造得以被更多的人认知和接受，他们虽然不是新流派或新风格的开创者，但是他们的艺术水平和技能却可能是一流的”。第三层次是模仿者，“他们运用着传统积淀下来的既定语言，追随着历史上大家们的足迹，重复制作着为大众所熟悉的相类似的艺术作品”。

　　这种“分层说”能够帮助我们检验艺术变法的成败。如果仅仅是技法的变化和尝试最多只是面貌的改变，还不能称为“变法”。“变法”需要结合观念思考并最终实现境界提升。齐白石在“衰年变法”中以“提纯”的方式做减法，“将强化了的图案性带入了绘画图像中”，并“赋予题词以同等图画元素的重要性”。张大千从摹古风格转变为泼墨泼彩，打破了中国画的固有形态，启发了一大批艺术家尝试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成为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