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反腐败运动中，“官商勾结”已成为正式用语。然而，要对它下个准确的定义，还不太容易。一方面，要把它与法定的行贿受贿关系区别开来，它是一种在法律上比行贿受贿更模糊的关系；其次，要把它与正常的政商合作关系区别开来，后者是为了实现某种治理目标，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过，官商勾结又总是发生在似乎正常的政商合作之中，而行贿受贿又通常是开发和维持这种关系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只能勉强地下个定义：所谓官商勾结，就是官员与商人之间，在资源分配、商业经营等活动中，以法律之外或法律不及的手段形成的利益交换关系，使得既有或潜在的公共利益受损，或者不正当地流向私人或特殊群体。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官商勾结的手段，有的是违反现有法律的，有的只是钻了现有法律的漏洞，只能说是法律不及；二是官商勾结多是化公为私的行为，这里的“公”部分是既有的公共利益如土地等，部分是潜在的公共利益如未来的市场等，化公为私的过程要具有“不正当”的性质，包括法定和非法定的不正当。

　　官商勾结的前提：官员的治理目标和商人的营利目标相互需要

　　官商勾结现象的存在有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前提：一是商人的营利目标需要通过官员的治理行为来实现，二是官员的治理目标需要通过商人的营利行为来实现。

　　关于第一个前提，商人更容易体认到。尽管在商人的贱买贵卖活动中，似乎看不出官员治理行为的必经环节，但是商人买卖的东西，需要通过治理来定权；商人买卖的场所，需要通过治理来保护；商人买卖的资格，也需要通过治理来授予。因此，买卖天下的中国商人，很早就认识到治理天下的官员对于自己的重要性。被称为“商圣”的吕不韦不仅认识到官员在买卖活动中的价值，把在异国作人质的子楚视为“奇货可居”，而且把治理天下视为一件大买卖，把官员治理天下的行为变成商人经营天下的行为。这是官商勾结过程中商人一方的极致理想。

　　关于第二个前提，中国的治理者也很早认识到其中的道理。《周书》有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用这句话说明了商业活动对于治理的两层意义。其一是为了理想治理目标，那就是“仁义之道”。这不仅是因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更是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释之为“礼生於有而废於无”。其二是为了现实治理目标，那就是获取和稳固政权。司马迁讲述越王勾践运用计然之策的故事，说明治理者懂得商业原则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勾践从计然那里知晓了“贵极反贱，贱极反贵”的价格原理，修之十年，遂成霸业。

　　古代治理者虽然抑制商业发展，但对官商勾结多持容忍态度

　　后世的治理者多明白商业活动对于治理的第二层意义，而淡忘了第一层意义。然而，即便就第二层意义而言，治理者也应该鼓励商业发展，为何中国古代治理者多有抑商行为呢？一是因为商业财富的政治能量可敌千军万马，民富如吕不韦者可以购买（窃取）国家，对于治理者是个巨大威胁。二是因为商业活动的流动性，给缺乏调控能力的古代治理者带来财政汲取、农业生产、人口管理、思想教化等方面的困难。

　　在中国历代统治者抑商又不废商的政策刺激下，商人为获取和保护财富，提升社会地位，更倾向于采取结交官员的行为。而在长期“低薪养官”的政策刺激下，官员为了养家兴族，光耀门庭，需要采取其它方法积聚财富，商人也就反过来成为他们的依靠。因此，在国家所需要的粮食、衣物、日用品、军用品、建筑设施等生产、流通或建造过程中，总是不乏商人、官员上下其手，相互谋利之“勾结”现象的存在。

　　在王朝治理体系的正式理念和制度中，官商勾结是被否定的，有时候惩罚措施非常严厉，朱元璋式的反腐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乱世用重典的时期。但受王朝财政汲取能力的限制，王朝平常只好采取薄薪制度，这个制度无法有效激励官员为王朝治理服务，于是皇帝对官员从商人那里获取不当之利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甚至用一些容易进行官商勾结的职位（即“肥缺”）来奖赏有功之臣。这也是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是容忍、甚至鼓励官商勾结的非正式制度。